Mission must be fulfilled

胡錦濤檢閱駐港解放軍

目前在香港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周六（6月30日）上午到昂船洲軍營檢閱駐港解放軍。

另一方面，國務委員唐家璇上出席在香港海洋公園舉行的大熊貓送贈儀式。北京向香港送出的第二對熊貓”樂樂”和”盈盈”正式與市民見面。

胡錦濤在29日抵港，進行三天訪問，並出席香港主權移交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動。

這是胡錦濤在2003年出任國家主席以來首次訪問香港，也是他首次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檢閱駐港解放軍部隊。

之前，他在下榻酒店，會見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即香港前特首。

胡錦濤讚揚董建華在任行政長官的8年期間，為一國兩制在港成功實踐，又說，香港今天的良好局面，與董建華在任時打下的工作基礎分不開。

董建華表示，香港的良好局面來之不易，與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分不開。他說，回歸十年來，香港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亦為國家的發展進步而驕傲。

“樂樂”和”盈盈”正式與港市民見面 國務委員唐家璇也在周六早上出席在香港海洋公園舉行的大熊貓送贈儀式。

來自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的這一對熊貓”樂樂”和”盈盈”4月底，由專機運載到香港。

這是北京向香港送出的第二對熊貓。1999年北京贈送香港兩隻名為”安安”和”佳佳”的大熊貓，這對熊貓目前居住在香港海洋公園。

“樂樂”和”盈盈”也會在海洋公園生活。

唐家璇說，中央兩次向香港特區送贈大熊貓，表達中央對香港的特別關愛和祝福，體現內地人民與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

末代港督彭定康：望看到香港普選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十周年的日子。BBC中文部採訪了移交時期的關鍵人物之一─末代港督彭定康。

人們還都記得在97年6月30日午夜的接交儀式上，表情凝重的彭定康站在總督府前接回英國國旗，身邊站著幾個泣不成聲的女兒。

回到英國之後，彭定康先後擔任北愛警察事務獨立委員會主席和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等職位。如今63歲的彭定康早已退出政壇， 現在擔任牛津大學榮譽校長等職務，並在撰寫他下一本書。

彭定康在他的寓所接受BBC中文部採訪的時候，這樣回憶起十年前那個大雨滂沱的夜晚：

離別之情

“我當時主要的感情是離別的痛苦，離開我喜愛的地方，喜愛的工作和很多朋友。另外一種感覺就是全世界都在看著香港，因為這是一項重大的歷史事件, 殖民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但是我並沒有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擔憂。我認為香港是個成功的故事，香港具有非常強烈的公民意識，所以不會在97年之後被毀掉。事實證明香港不但沒有被毀掉，而且進展很好。”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主權移交後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也就是說，香港的社會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彭定康認為，在過去十年中，一國兩制的原則在香港基本兌現，但中國政府也進行了一些不明智的干預, 包括在二十三條“反顛覆法”立法問題上的態度。

基本兌現

“令人痛心的是， 北京領導人不能充分相信香港，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允許香港朝民主方向發展，這些都是錯誤的地方。我在私下裡交談時對一名中國高級官員說，‘你 們必須要更信任香港，因為香港是世界上最不會發生顛覆活動地方’。 我認為，數十萬香港民眾上街遊行，以和平的方式堅定地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這是一種公民意識的體現，說明他們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追求。”

作為一名職業政治家，彭定康同過去一直由外交官擔任的香港總督大相徑庭，他力求推行立法會選舉改革，擴大港民選舉權利，引 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一時間，彭定康成了他們眼中的“千古罪人”，“娼妓”和“毒蛇”。十年之後，談到當年的衝突，彭定康毫不後悔﹔他表示如再有機會, 他仍然會那樣做：

“我不會改變任何做法，相反，我會更快地推行政改方案。看一看我們的政績吧: 在那段完全有可能出現動蕩的時期，我們實現了政治穩定和五年的經濟持續增長。我當時堅持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我認為那是正確的做法， 並不是犯了什麼錯誤。 而且香港民眾後來的表現也證明我當時的政策是正確的。

“回顧過去，我當然不指望中國政府說彭定康是正確的，他們是錯的， 但是他們從心底會感覺到我們說話算數，盡職盡責，圓滿完成了任務。”

‘北極凍土’

97年之後香港經歷了三次特首選舉，三次立法會選舉，但是仍然沒有普選時間表。對此，彭定康感到不滿。他認為香港政改速度緩慢完全是中央政府的意願。但是他認為在香港加強問責制，給人民選舉政府的權利，這不會引起政治動亂，只會保證政治穩定。

那麼香港會不會真要等到2047年才能實現普選呢？彭定康當然不希望等那樣久：

“那時我就103歲了，也許我早就不在了。 我當然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香港向民主方向發展。曾蔭權是很有經驗的領導人，他已經明確表示要力爭推出一個政改時間表，所以我想在這方面的進展大概要比北極凍土的融化要快一些。

“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越脫節，這兩者之間的距離越大，對香港的穩定就越不利。”

最念香港的清蒸魚！

彭定康1999年擔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後，經常要和中國政府打交道。在40分鐘的採訪中，彭定康談到對一些中國領導人的看法。他說，朱鎔基總理是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兩三名政治領導人之一。 而溫家寶總理處理棘手問題時顯示出非凡的技巧和風度。

彭定康認為世界面臨新的挑戰，需要中國發揮作用，而最有效的辦法不是向中國施加壓力，而是通過勸說。

訪談最後，彭定康談到他最懷念香港的地方：

“擔任亞洲一個偉大城市的‘市長’是非常令人激動的工作。我最懷念的是每天打網球，而每天打球就可以讓我享受香港的吃文化。香港的烹調大概是世界上最為高超的，香港有全球一流的中國餐館和一些非常好的亞洲餐館和歐洲餐館。而最讓我懷念的香港菜就是清蒸魚！”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獨辭立法局

1992 年的暑假熱浪逼人，彭定康跟我們開了兩次行政局會議，就暫停會議歇暑。雖然只是短短的兩次會，我已感到在很多方面的看法，跟他格格不入。

休 會不久，一份本地英文報章有一段頗長的報導，引述港府消息人士透露，彭督正積極考慮將兩局分家，換言之，行政局議員不能同時兼任立法局議員。當年該份英文 報章被廣泛視為是港府的御用報紙，政府不時用它來「放試探氣球」，測試民意。我看了這段報導，心中有數，將此事和行政局總辭放在一起看，事情已經很清楚， 彭定康已決定換行政局班子，如果這報導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反應，他就可以放心組班了。

我家裡的兩個孩子正準備在 這暑假到多倫多去升學，我們兩夫妻會送他們去，然後趁機放放假，才返香港。我跟外子商量，不如趁彭定康在行政局換班時，我也辭去立法局議員之職。他很贊 成，他認為這九年來，我太辛苦了。現在越南船民問題已得到解決，教統會也作了很多建議，可算是對市民有所交代。既然覺得和彭定康在一些大事上的看法不同， 而他貴為港督，我雖是以前的港督所委任的其中一位行政局議員，但實際上只是一介平民，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我既無所求，又何必自尋煩惱。尚德道出了我 心中所想，我太疲倦了，「急流勇退」是上上之策。

當晚，我草擬了一封辭去立局工作的信，放入抽屜裡，安心睡覺。

隨後兩個月，送孩子去學校寄宿，兩夫妻去渡假，一直到十月初才回港。

回來就收到通知，彭督要在 10 月 7 日上午十時許見我。

10 月 6 日晚上，我將原先草擬好的信拿出來，抄過一張字體較端正的，在傳真機上印了張副本留底。

7 日上午，車子到督憲府門口，只見大批記者帶?相機和攝影機，一擁而上，大家爭相問我來見港督有何事。我說是港督叫我來的，見完後出來同大家講。

彭督見到我，先寒暄幾句，然後轉入正題。他表示感謝我在行政局的貢獻，由於他決定了「兩局分家」，所以他希望我在立法局繼續服務。我也感謝他對我的褒獎，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同時從立法局的崗位退下來，

一 邊說一邊將信交給他。他默默的看完了信，表示遺憾，但尊重我的意願。隨後他問我不做議員後有何打算，有沒有要他協助的地方。我說我有丈夫照顧，衣食無憂， 謝謝他的關心。我跟?向他告辭，並告訴他因為辭職即時生效，我不會在立法局會議廳內聽他第一份施政報告，而是會坐在家裡沙發上，手執茶杯，欣賞他的演講。 我們很有禮貌地握別。我心中在想：「古代君子割席，不出惡言。」不知道是否這種情景？

步出督憲府大門，回答記 者詢問。我告訴他們我已辭職，他們一時弄不清楚，以為我講的是行政局，我澄清辭去的是立法局議席，立時引來一陣驚訝聲。大概大家都沒有心理準備，於是問題 多且亂。除了其他的話，我還說了一句：「上法下效，我不適合這個環境。」這句話沒人報導，不過後來有位資深記者告訴我，她明白我在講什麼，但沒有寫，因為 不知道我是否這個意思。記者窮追不捨，督憲府門口的警察走過來說：「范太咁樣有危險，又阻塞交通，請你走吧！」可是記者們還要問，我就請他們到立法局的記 者室再繼續。

回到立法局，又問了約一小時。記者們最主要是想知道我對彭定康有何不滿，對此我沒有什麼好說，我 對彭督在當天下午提出的政改方案毫不知情，我只是個人感到疲倦，對一些政治「秀」、政治上的虛偽，也未能接受，又覺得自己在越來越政治化的立法局無甚作 為，所以引退；最後，對於彭定康，我說了一句：「聽其言，觀其行」。有的記者問我辭職後有何感覺，我告訴他們，我是放下重擔，自由自在，所以輕鬆無比。我 沒有告訴他們，在任何時候 ( 包括晚上的睡眠時間 ) 都要回答記者詢問，也是令我疲倦的理由之一。

就這樣，我的政治生涯暫告落幕。

隨著這篇稿子的刊出，我這個專欄亦需要暫時告一段落。在過去近兩個月來，以筆耕的形式與各位《東方日報》的讀者神交，感覺是既特別，又興奮，亦體會到作為 專欄作家須定時交稿的苦與樂，這種經驗實在非常難得。唯望日後再有機會跟大家「以文會友」，暢論平生！

行政局總辭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1992 年 7 月 9 日彭定康抵港履新，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的第二十八任總督。他的平民化作風、靈活政治手腕，在短短的幾天內，贏盡香港民心，各大傳媒都對他讚譽有加。末代港督看來一點都沒有窮途末路的味道，反而處處顯露出領導群雄、唯吾獨尊的氣勢。

我 是少數有機會在近距離觀察他、跟他打交道的人之一，看到他自以為是、不尊重他人意見的一面。每當他聽到不順耳的話，他口中雖不說話，可是身體語言會將他的 內心表露出來。例如他坐在椅上，他會低下頭、移動身子，漸漸以側面向講者，再抬起頭來，目光已向別處。這種身體語言的表達，不知是否有意，但很有效。跟他 做事的人，稍有觀察力，就很快明白他的心意，但又無法引用他說的話來批評他或保護自己。

彭定康來了之後，在政制發展方面，將以往衛奕信時代，在行政局層面已達共識的一套，一筆勾銷，自己另起爐灶。

可 是， 立法局內研究 選 舉 事宜 專 責 委 員會的報告，已於 7月8日公佈，並定於7月15日辯論該報告，報告傾向「多議席選區制」，但沒有排除「單議席選區制」。麥理覺議員 提 出 修訂，要求所有 選 區 應各設 一 個 單 議席， 每 名選 民可 投 一 票 ，即「單議席單票制」。此建議正中彭定康下懷，立局內一些親政府議員在備受壓力下轉而支持麥理覺，支持 「多議席單票制」的啟聯資源中心的議員唯有努力進行游說，試圖力挽狂瀾。

在立法局進行辯論前兩天，行政局內的 非官守議員舉行了一次午餐例會。事實上，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每個星期一中午，都會一起吃飯，討論翌日行政局會議議程內的事項，議員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飯 後，行政局首席議員會於當天下午二時三十分見港督，陳述各人意見。不過，7月13日的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午餐例會，我沒有去，因為約了傳媒午飯，就啟聯成員 支持「多議席單票制」的立場，向記者們「吹風」。正談得熱鬧，有電話來告訴我，所有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午餐例會上同意，一起向彭定康辭職。這做法是按照英 國政壇慣例，新首相上台，內閣總辭，以便新首相可以選擇他自己的班底。我們是衛奕信委任的，總辭是尊重彭定康的行為。而首席議員鄧蓮如已在往督憲府途中， 如果我想加入，須立即聯絡她。

我立刻打電話給鄧蓮如，可是無法打通。擾攘一輪後，已是兩點半，想來她已經正在 和彭定康見面了，我於是放下電話，再回去和記者們談話。到了晚上，剛好彭定康在督憲府請客，鄧蓮如也在，我向她表示我跟大隊，一齊辭去行政局的職位。她說 她已代表大家，呈了辭職信給彭督，但因為不知道我的意願，沒有加我的名字入去，她叫我自己同彭督講。當晚客人很多，彭督不斷同其他人交談，我沒有機會向他 說。

翌日一早行政局開會，中間小休喝茶，我乘機向彭督表達參與總辭的意願，他沒有什麼表情，只說知道了。

雖 然我的理解是大家不公開此事，可是過不了一兩天，總辭的消息就傳開了。記者們追著我問，是否真有此事、為什麼要總辭、是不是鄧蓮如提出的、我本人有沒有請 辭等等，到了那個時候，我只好據實相告。唯一我無法作答的是誰人首先提出要總辭，因為當天我不在場，所以不知道。奇怪的是，有記者問我們是否利用總辭向彭 督施壓，給他一個下馬威；亦有記者提出我是否不想辭行政局，所以沒有寫辭職信；當時我很坦誠的告訴他們，兩者都不是。過後我回想整件事，確有些不明白的地 方。

據我所知，出席當日 午餐例會的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只是請鄧蓮如向彭督表達他們願意辭職的意願，是一種出於禮貌的做法。一向行事謹慎的鄧，為何在不知會大家的情況下，急急白紙 黑字寫辭函，立刻呈交彭督？我恰巧沒有出席午餐會，也沒有寫辭函，只是口頭表達了意願，此事知情者寥寥可數，但很快被傳為不想辭職，此傳聞從何處來？我找 出衛奕信委任我做行政局議員的信，原來是沒有提及任期何時屆滿。會不會有人擔心我說了不算，因此想盡辦法要我公開表態？至於懷疑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以總辭向 彭督施下馬威，是否因為有人恐怕將來有評論者非議彭督將衛奕信的舊人，一掃而清，因此先主動放消息，暗示彭督是受害者，讓大家先入為主，杜絕對彭督不利的 說法。

雖有懷疑，我卻沒有放在心上，因為當時實在太忙，再者，做不做行政局議員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唯一想要的是睡個好覺，吃餐好飯。

第一次見彭定康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1992 年 4 月，下一任香港總督的人選已塵埃落定 。在英國國會選舉巴斯 (Baths) 選區中，慘遭滑鐵盧的保守黨主席彭定康，接受馬卓安的委任，會於 7 月間赴港，出任港督一職。

在大選前，保守黨選情不妙，工黨節節進迫。但結果出人意表，該黨贏得足夠議席，可繼續執政，馬卓安當然喜出望外。唯一遺憾是，有份籌劃整個競選策略的功臣，黨主席彭定康竟然落馬，被摒諸於下議院門外。

一失必有一得。馬卓安雖在內閣中失去一個得力的大臣，但卻得以派一個能幹的親信，來安排英國從香港有榮譽地撤退。

4 月份剛好外子范尚德要去倫敦公幹，我決定做「跟得夫人」。他去了開會，我就去拜訪一下未來港督彭定康。當年的行政局議員到了倫敦，如非行程匆匆，都會到外 交部與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見面，包括專責香港的外交部次長。這些官員很願意聽聽香港的近況，而他們也很了解香港的事，因此談起來並不悶。我到了那座古老建 築物，由專門為訪客帶路的女士，帶領著走上長長的磨石樓階，再經過迂迴曲折的走廊，來到一間佈置得有點古色古香的房間，沙發上坐?的就是彭定康。他很友善 的招呼我坐下，就談起來了。

他問我關於香港的現況，我就提了治安和通賬的問題，我希望他能特別關注這兩方 面，因為直接影響民生。他聽後沒有什麼表示，接?問我應該如何同中國打交道。我表示香港市民都冀望平穩過渡，因此港督和中方有良好的溝通很重要，不過這並 不表示一切都同意對方，而是一方面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另一方面，也要有互諒互讓的精神。他又問我，如果認為是對的時候，是否應要?硬。我認為跟中方談問 題時，閉門會議可以很坦率，甚至針鋒相對，可是在公開場合，就需顧全對方的面子。他想了一下，繼續問有關中方的問題，我只好告訴他，我跟中方沒有什麼往 來，因此並不大了解他們。我想談多點民生問題，但他看來興趣不大，我就起身告辭。

回到旅店房中，范尚德問我會面如何，我說平平，我關心的事情他沒興趣，他有興趣的我卻認識不深。不過，我記住了彭定康的一句話：「我在私人場合講的話，和我在公開場合講的一樣。」對於公眾人物來說，我覺得是個非常好的做法。

換港督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在 我的心目中，衛奕信是個不錯的港督。為了香港的福祉，他不惜得罪自己的「大老闆」、當時得令的英國首相。我所知道的有二次，我不知道的可能更多。第一次， 他向英揆戴卓爾夫人爭取將香港的越南船民強迫遣返，令戴卓爾夫人很不快。第二次，他為了香港的新機場核心計劃，迫英揆馬卓安赴北京去簽署協議書，馬卓安雖 然去了，可是他對衛督的不滿，在港督府的晚宴上表露無遺。這可能是後來發生的事情的伏筆。

在 1991 年的 12 月 ，馬卓安忽然宣佈衛奕信將離職，此事來得非常突然，更令人驚訝的是，馬卓安沒有同時宣佈繼任人是誰。此舉史無前例，同英國政府一向處事謹慎周密的做法，大異其趣。雖然也宣佈衛奕信將晉爵，但仍然引起很多港人的不滿，坊間也傳說紛紛。

有 英文報章報導說，衛督沒有好好的照顧英資在香港的利益，因而被調。也有人說是衛督在機場事件上，得失了馬卓安，所以馬卓安有意令他難堪。亦有人說，工黨不 同意衛奕信做港督，又無法和保守黨同意繼任的人選，才有此延誤。無論那個說法較可信，英政府 表 明，香港 總督繼任人選 的 問題 ， 將要等待 英國 大選塵埃落 定 後才能決 定 。面對香港議員和各方人士的不滿， 英方更重申其始 終獨擁最 高 權力來決 定 總督 的 人選。

當 然， 根據《英皇制 誥》及《 皇 室訓令》 ， 總督代表 英女皇 管治 香港， 因此 ， 從 憲制的角度而 言 ，港 人對此 事確實 無權 過 問。但法律歸法律，人情上來看，對於香港朝野的意見，英方總應有點考慮吧。可是英政府對香港的民意，頗有不屑一顧的味道。

香港市民對於這種情況，感到不安。為了反映港人對此事的不滿，也希望藉此表達對下任港督的期望，楊孝華議員於 1992 年 1 月 22 日在立法局提出了如下的動議：

「 鑑 於廣大市民對 下 任 香港 總督 的 委任問題表示廣泛關注 ， 本 局謹 請本 港

政 府將 公 眾對此 事 所持 的 意見 ， 轉 達英國政 府考慮。」

李柱銘和詹培忠兩位議員都提出修正案，由於兩者都被否決，不再多贅。這次的動議辯論當然沒有法律效力，但在當時來說，議題卻是一項創舉。

我對整個「換港督」的過程，有兩點感受。

一， 英國殖民者的主子面孔和對完整權力的堅持，表露無遺。什麼民選和委任的議員，都不過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小角色，跟可以影響他們大選的人或事來比較，實在微不足道。

二，在任的港督是否為香港人做事，或是否受港人愛載，亦不屬重要的考慮。該人是否忠誠地執行英廷的政策，或其治港做法是否對英國執政黨有利，才極可能是頭等重要的考慮因素。

第 一點感受，在上述英方對香港朝野的態度和回應已體會得到。至於第二點感受，則要細嚼報章所做的民意調查，才有所覺。例如，根據其中一項有關的調查結果顯 示， 衛督的受歡迎程度是 67% ，可見當時衛督是頗受香港市民愛戴。坦率的說，馬卓安在英國的受歡迎程度，甚至是不及衛奕信在香港的認受性高。

另外，對於總督首要的任務，有 59.8% （ 即接近 60% ）的 被訪 者 認為是改 善 民 生 、治 安 及住屋問題。認為順 利過 渡到 1997 年 及改 善 中 港 關係是重要 的，分 別佔被訪 者的 35.6% 及 23.4% ，而選擇加快民 主 步伐 的 有 30.2% 。可是後來獲委任的彭定康是一位政治掛帥的人物。由此來看，香港民意，也許真的是不值一晒啊！

捉大飛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教育篇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一) 大學四改三

(二) 直資學校

(三) 家校合作

(四 ) 教育玫瑰園

(五) 母語教學

(六) 投資教育

兩局公關小組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行 政立法兩局議員經歷了中英談判，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深深感到與市民拉近距離的重要性。結果，一系列嶄新的公關措施便乘時推出，包括加強與區議會的聯 繫、舉辦增進記者們和議員雙方感情的 Fun Day 、以及接納香港電台的建議拍攝「議事論事」節目。這些措施大多經過兩局公共關係小組討論和拍板，現在回顧一下相信會很有意思。

在 中英談判期間，為了收集民意，兩局議員開始拜訪區議會，其後更就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擬本，廣徵區議會的意見。我們發覺區議會議員對兩局議員的到訪，反應熱 烈，再加上這種到各區去實地互相交流意見的做法，令我們對地區上的情況更能掌握，於是決定將此項活動系統化。一方面兩局議員到訪地區，並參加區議會會議聽 取意見；另一方面也邀請區議會議員來開會及午宴。前者在立法會的民選議員比率逐步增加後，慢慢淡出，可是後者一直維持至今。

無 可否認，在中英談判過程中，香港市民中的確有不少人有信心危機，有見及此，一向被視為高高在上的兩局議員決定主動接觸基層，希望團結大眾，合力消除危機。 我經歷了 1983 至 1985 年 這段非常時期，感受到在困難的時候，必須團結力量，共渡時艱。如果只是互相批評，互相指責，結果只會是原地踏步，並無寸進。

此 外，為了改變兩局議員高高在上的形象，以及增進與採訪立法局新聞的記者的感情，兩局公關小組於 1987年底籌辦了一個運動會，非官守議員和官守議員（官員）都可以參加議員隊，和記者隊進行各種的比賽：球賽、遊戲、唱歌，有文有武、從陸上到水上、應 有盡有。結果大家玩得非常高興，市民也透過記者們的鏡頭和筆觸，看到議員們活潑的一面。這就是現時大家熟識的「立法會議員與記者同樂日」，亦即 LegCo Fun Day 的「始祖」。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電台的構思 — 拍攝立法局開會的情形，並由節目主持人加以旁述。張敏儀台長說服了立法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後，找我談此建議。我雖是公關小組的召集人，但絕不敢自把自為，只 好逐個議員問意見，一部份議員贊成，認為有助市民了解立法局的工作，有一部份議員表示無所謂，也有少數議員不大贊成，認為做事不是「做 show 」。由於大部份議員對建議並無異議，結果港台就開始了「議事論事」，直至今天，成為港台長壽節目之一。

英國之行

寫越南船民的事，本來已屬事過境遷，想不到心中還有不平之意，所以決定說點輕鬆往事，沖淡一下。

1984 年 11 月，已經草簽的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獲得廣泛接受，兩局非官守議員委托獨立民意調查機構，收集民意，寫成立場書，然後派代表團赴倫敦，就聯合聲明向英國國 會議員表達意見。這次的任務比較輕鬆，因為我們要表達的立場正正是英國朝野所想聽的；比起同年 5 月那個兩局議員代表團所受到的待遇，估計友善得多。正因如此，資深的兩局非官守議員決定讓一些資歷淺的議員參加，見見世面。我有幸 叨 居末席。

一下飛機，就感到寒風， 自知失策，帶少了一件大衣。正在想如何過這幾天，發覺周梁淑怡也面對同樣的難題。我們兩人一商量，決定趁工作還未展開前，直奔百貨公司，購衣禦寒，雖然稍 嫌匆忙，總好過冷傷風。從酒店到公司，不過十來分鐘，衝入女裝部，分道揚鑣，各覓所好。英、美、法的牌子大衣，款式新穎，裁剪合身，可是價錢不菲。價廉物 美的都是「香港製造」，但覺得遠渡重洋來買件香港大衣，有點不服氣。看來看去，終於買了件價格相宜、「南韓製造」的乾溼褸。這件有點像軍服、深綠色的褸， 到現在還在我的衣柜裡，每年冬天都會派上用場。周梁淑怡買了件斗蓬，顏色很柔和，質地軟且暖，她披在身上，瀟洒自如，我非常欣賞，覺得配她是襯極了。我倆 購物成功，高高興興的趕回酒店，免得鍾士元發覺我們開小差。

這次訪英，香港傳媒很重視，派了不少記者隨團 採訪，也下榻在我們住的酒店。每天傍晚，他們都會等鍾 Sir 的新聞發佈，總結當日的成果。有一晚，我們一如既往，在小會議室商討向記者們匯報的內容。其中有一件事，阿 Sir 認為無需提，其他人認為應該講，大家爭持不下；終於阿 Sir 話要逐個表態，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於是，圍桌而坐的議員各抒己見，原來所有人都贊成要對記者們講，最後輪到阿 Sir 總結，他說（大意約是）既然意見是一半一半，那麼他決定講。我們在座各人，不禁起哄，繼而大笑，原來我們這些人的意見，只是「一半」，而阿 Sir 的 個人意見，竟代表另「一半」，他是真正重量級的人物！當時他也笑了。自此之後，每當他堅持己見時，我們就會想起此事，以此來打趣他。

事 實上我們這批當時較為年輕年青的議員，非常欽佩鍾士元，覺得他為港人，出心出力，飽受壓力但不退半步，夠硬淨。我們很想買點紀念品送給他，聊表心意。趁著 星期日沒有官式活動，我們一行四人，李鵬飛、蘇國榮，周梁淑怡、和我齊齊去逛街，來到一個小攤子，專門在銅板上刻字，有飄逸的古典字體，也有一篇篇的詩詞 文章，任君選擇，我們覺得甚有意思。於是，李鵬飛選了字體，周梁淑怡選了篇很合乎大家對鍾 Sir 的觀感的文章，請那位工藝家趕工，在我們走之前做好，在我們回港後送給鍾 Sir 留念。

回想當年英國之 行，雖然行程緊密，但議員之間很團結，也很和諧，有不同的意見，都是直言無諱，從來不用擔心什麼「深喉」、「漏斗」，將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洩露出去。同 時，大家都很君子，很重視議員的操守。雖然只是小小殖民地內，由統治者委任的議會成員，但總算也能做到實話實說，向香港市民負責的標準。

越南船民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一) 從「難民」到「船民」

（二）有秩序遣返

（三）轉機

（四）曙光

（五）餘波

在多方努力下，終於實現了「有秩序遣返」。香港政府的官員在談判過程中，想盡辦法，費盡唇舌。聯合國難民公署和一些慈善機構也通力合作。英國政府也全力支 持。越南及香港政府均保證所有返回越南的越南船民均不會受到迫害，並會得到國際援助，回國重過正常生活。為了令船民明白他們是必須回越南的，港府不得不實 施「有秩序」遣返，作為示範；希望其他船民會隨後參與自願遣返計劃。可是實施有秩序遣返，真是談何容易！期間曾發生不少衝突事件，又給了國際傳媒機會作對 香港不利的報導。

1991年首次實施強制遣返時，國際一些所謂的人權組織雲集香港，以顯示他們對船民權益的保護，同時也吸引了大量國際傳媒。香港政府包了飛機準備將他們遣 返越南。在此情況下，那些不願返回越南的船民，自然會籍人權組織和傳媒作最後抗爭。在電視鏡頭前，他們將老人和婦儒推在前面做「悲情演出」，哭喊著躺在地 上不走。香港政府的人員不得不一個個地將他們抬上飛機。一些傳媒便問我，對那種場面有何感想，做法是否過分？

我回答 說，港府處理遣返船民事件的手段，一如幾年前在西貢抬走香港居民。當年在西貢有一塊風景優美的土地，政府決定將這地方修建船民營，西貢部份居民堅決反對， 躺在土地上不走，不准工程開啟，揚言為保家園，不惜抗爭到底；政府派遣警察將他們一個個地拉走。港府對當年香港的百姓和今天的越南船民一樣，都是以最少的 武力去完成任務。可惜的是，外國傳播界只著重報導船民們的「悲情演出」，完全不提事實的另一面。本港的傳媒是兩面都報導，比較中肯。我深切體會到，片面的 報導比虛假的報導更難於糾正，因為一句「編輯自由」，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誤導群眾。

越南船民抗拒遣返，一些強硬份子更採 取了抗爭手段，在船民營中製造事端。他們有的用竹枝、水喉鐵、等製造了傷人利器，威脅其他船民，霸佔營房，與管理人員（懲教署職員）對峙，又將婦孺用掩 護，令防暴隊投鼠忌器。有的船民在營房頂上展示反對遣返的標語，希望傳媒拍攝後，在世界各地播放，增加國際上對香港的壓力。對港府官員和香港市民來說，這 是艱難度日的時期。不過，在大家的努力下，情況逐慚改善。由於歐洲共同體和聯合國難民公署開始援助越南的基建，越南生活水準有進步，船民知道了，越來越多 人自願回家。能夠令歐洲各國參與其事，這是英庭和港府遊說的成績。

美國自始至終不肯公開支持強迫遣返，而且也不肯協助香港，連他們每年捐給聯合國難民公署的款項，也指明不可用來償還難民公署欠香港的錢。因此，到了今天，聯合國難民公署還是欠香港特區政府錢，看來這筆欠債要討還，是凍過水了。

越南難民問題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一）香港人的惡夢

（二） 英國請客 香港付鈔

（三） 不平則鳴

(四）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88 年9月，美國耶魯大學邀請我參加一個有關越南難民問題的研討會。在參加會議前，我已預計到這將是一次「鴻門宴」。有朋友擔心我一人孤軍作戰，難以應付，勸 我考慮是不是不去。臨陣退縮非我本性，而且我當初接受委任出任立法局議員的初衷，就是要為香港市民服務，因此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為港人在國際上討公道的機 會，即使自己受到圍攻、抹黑、甚至屈辱，也義不容辭。記得，臨行前，《東方日報》訪問了我，並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作題報道了我「赴宴」的消息。

會前我做了充分的準備，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撰寫了發言稿。邀請信中清楚寫明，會給我20分鐘時間演講，還要事先交講稿，我都照辦。

會議當日，200多名與會人士當中，還包括了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人權組織代表，以及已在美國定居的一些越南人。座無虛席的會議廳內，我相信只有三個人是支持我的。一個是我的外子、一個是香港政府駐紐約的經貿代表麥奇連，另一個是來自香港的女學生，也是我一位朋友的女兒。

登上講台前幾分鐘，主持人告訴我，我的發言只有五分鐘。「好！就五分鐘」！我迅速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將講稿收起。我想，就讓這寶貴的五分鐘發揮出最佳的效果。

我決定以美國反對香港遣返難民為焦點，揭露美國的霸權主義，背信棄義，及雙重標準。我強調，美國反對將船民遣返越南，要求「第一收容港」繼續收留越南船 民，其目標表面上是要確保所有尋求庇護的越南難民獲得安全及人道對待，憑此讓世人讚賞。但美國政府唱出這些高調的同時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對香港所面對的問 題置若罔聞，香港須無止境收留大量的難民，而這些人卻不符合美國政府對政治難民甄別的準則。美國人民有權知道其政府並未言行一致。美國政府如果言而有信， 真正眷顧那些船民的話，就應該如其所願，讓他們離開那個人煙稠密、環境擠迫的香港，來到他們夢寐以求的美國定居。

我又指出香港是「彈丸之地」；人口已有500多萬，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4,500人，而且都是市區和近郊。不像菲律賓、印尼、泰國那樣可以將難民安置在一 個荒蕪的島上，或遠離市區的鄉野之地去生活。我更提到，中國大陸也常有偷渡到香港的人，他們中不少是香港人的直系親屬，但香港政府對他們採取即捕即解的政 策，沒有任何非法入境香港的大陸人被允許留在香港。對待越南船民，港府卻慷慨地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安置了他們。但「第一收容港」是中轉站，收容他們的應該是 美國，這個自譽為「民主人權捍衛者」的西方大國。香港的人口密度是美國的250倍，越南難民留在那裡對他們不公平，對香港市民也不公平。

此外，國際社會必須清楚明白，所謂越南難民的「政治」符號已經不存在了。不可以因為他們是從海上來的，就確定他們是政治難民。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數 是從北越來的，而且經濟環境惡化已變成是越南人逃亡的重要原因。多年的越戰使越南的土地千瘡百孔，再加上美國的經濟制裁，弄得民不聊生，大批越南人才別井 離鄉，尋找生路。說到戰爭，美國更應該對他們負責。因此，真正的關心難民前途的國家，應考慮如何協助越南重建經濟，讓越南難民回鄉謀生，而不是假仁假義的 給予越南難民虛假的希望。

我坦率的告訴與會者，我所接觸的越南難民，都是熱切期望到美國來。

有一個代表人權組織的人士，聲稱到過香港的禁閉營內，看到越南難民要向香港的管理人員磕頭，他質問香港人為何如此對待越南難民。我覺得他們抹黑和中傷香港 已經到了完全不顧事實的地步。我按下怒火，微微笑著回應他說：「磕頭是在滿清時代的習慣，現代香港人不慣磕頭，也不會要求別人磕頭。你是否將東南亞人喜歡 說話的習慣，誤為磕頭？」

又有一個已定居美國的越南人對我說：「香港就要回到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了。你們香港人可曾想到過自己的命運，也可能要投奔怒海。如果你們今天不好好的善待越南難民，日後也沒有人會善待你們！」

我盡量平靜地回應他：「我們已經盡力善待越南難民了，我們做了我們該做和能夠做的事。至於將來我們回歸中國，我們對前途充滿信心。我相信香港不會發生像越 南難民潮那樣的悲劇。即使香港發生任何問題，我們也不會指望美國政府為我們做任何事。今天美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態度，已經証明給我們看，所以不會對他們存 有任何幻想。」

儘管我成為眾矢之的，又被視為「反人權」，但我無悔，因為我畢竟將香港人的困境，以及我們的訴求，在美國的國土上，直接訴諸於美國社會。即使那些與會者暫時未表示認同我的說法，但他們不可能永遠漠視事實、泯滅良知。我相信他們最終總能分辨出真實與謊言。

會後，我感到有一點點自豪。一個香港的女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接受一批並不友善的人的質詢，我憑理據、說事實，沒有退縮，也沒讓對方得到半點便宜，總算是有交代了，沒有失香港人的面子。

麥奇連說我很出色，理路分明，可以說在劣勢中取勝。我的外子認為我的表現不錯，不過，他認為我在回答「香港人投奔怒海」那條問題時，可以更平靜就更好。我 的丈夫一向對我的弱點瞭如指掌，他是永遠說真話，也永遠不離不棄的默默支持我；我能挨過最艱難的時刻，再站起來，都是因為有他在我身旁 。

離境費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坐飛機離開香港時，須付一百二十元港幣的飛機乘客離境稅。坐船到澳門去時，也須付港幣十九元的離境稅。不過，乘直通火車到廣州去，就不用付額外的費用。開車經落馬州到深圳去，也不用另外付費。

從北京坐飛機回香港，要付人民幣九十元的機場建設費。開私家車從深圳經皇崗口岸回香港，也要付人民幣十元。

2003 年，特區政府提交了「邊境建設稅條例草案」，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上任後，決定不繼續進行該草案餘下的立法程序。

這令我想起了在 1985-86 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我發表的一些意見。。

自 從 1982 至 1983 財政年度開始到 1985 年的二月底，政府年年都有赤字。到了 1985 至 86 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面對超過十億元的財赤，不得不想盡辦法加稅。他將機場的「離境稅」由一百元加到一百二十元，將赴澳門的「旅客登船費」從八元加至十五 元。後者要等到新的澳門碼頭啟用後才生效。不過，財政司卻不願意對經由陸路到內地的各管制站的人士徵費。

財政司認為紅磡、羅湖、文錦渡各管制站設施欠善，故不應收費。我指出當時澳門碼頭的設施也不見得好，但幾年前，已開始收每位八元的「旅客登船費」。

財政司在預備增加赴澳門的「旅客登船費」時表示，要香港的納稅人資助赴澳門的旅客，並不公平。我當時認同他的邏輯之餘，並以此作為應收赴內地人士「離境費」的理據。

我更提出羅湖最近裝了冷氣，各管制站因赴大陸的人次大增而延長開放時間，有的地方，如沙頭角，更是已作改善。這些改進，都令公共開支增加，因此，我建議政府考慮在以上各管制站徵收每位五元的收費，以彌補開支。這樣每年可為庫房增加七仟五百萬元的收入。

我 是本著就事論事的心態，直抒己見，全沒有考慮過政治因素。結果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滿，在報上撰文，不點名地批評我，說我不明就裡，胡亂建議。我還記得批評有 兩個重點。一是到羅湖的火車票特別昂貴，實際上已包含了管制站的費用。二是老百姓回鄉探親，還要收費，是否另有用心，不希望港人回大陸，因此加設障礙。

我卻不識時務，在 1986 至 87 年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又再舊事重提。我認為政府在出入境方面，一貫的政策是收取部份或全部行政費用，旅客在使用機場和港澳碼頭時，分別繳付一百二十元和 十五元，因此沒有理由讓從文錦渡、沙頭角及羅湖離港的旅客享有特權。我要求政府研究上述管制站的出入境收費。

不過，當時政府的預算案已呈現盈餘，財政司也不再急於尋求新的稅源，我的建議已不具殺傷力，也引不起人們評論的興趣了。

九龍城寨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進了立法局一年多後，香港救世軍的負責人，透過我的丈夫，邀請我到九龍城寨一遊。

九龍城寨當時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平常人不敢貿然進去。聽說有不少非法入境者，匿藏其中；又是三教九流、黑社會人物出沒之所。在城寨內的商店，不需要申請商業登記，也沒有衛生幫辦去查核衛生情況。總而言之，是一個與眾不同之處。

我出於好奇，決定走一回。救世軍的朋友告訴我，只要跟他們在一起，他們保証我的安全。由於他們在此地的服務，城寨裡的居民對他們有好感，會讓我看到很多外面人無法得見的情況。

那天，陽光遍照。我們從九龍城的小巷，兜兜轉轉地進入了黑暗世界。小徑地上是濕的，頂上用厚厚的膠布蔽著，在膠布蓬中不時透入一絲絲日光。主要的光線來自 燈泡，兩旁的商舖都用電燈照明，一束束電線從牆壁爬上屋頂，連上其他的電線，不知走到那裏去。陪著我的人說這些都是從外面偷來的電源。一路走來，蟑螂比比 皆是，大如小貓的老鼠，毫不怕人，四處奔走。

我看到一家打條的店，走進去問他們生意怎樣？回答說還不錯，他們的比外面的便宜，所以也有外面的飯店來幫襯，他們也會送貨。一路走來，看到很多牙醫、西醫、中醫的招牌，疑難雜症，甚麼都能醫。

路邊的水管，不知是那裡接過來的，不斷在滴水。救世軍的朋友還不斷的指給我看，那旁是臨時搭上去的，隨時有塌下來的危險。這旁的電線隨時漏電，如果著火燒起來，消防車也進不來，一定攪出人命。

整個過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做點事，但是知道很難弄，因為城寨主權不明。當年滿清政府割讓九龍半島，城寨的居民誓死反抗，結果英國政府不了了之，清庭也無力管治，這問題就此遺留下來。

後來，我和局內的一位資深議員講起這件事，他也正為城寨的居住問題發愁，他決定在立法局上提質詢，我也預備就此提補充質詢。

港府收到消息後，十分緊張，立即了解情況，得知我對此事很關注。

當時港府的政治顧問布義德，請我到他的官邸吃午飯。席上另一位賓客，是香港新華社的李儲文副社長。寒暄一番後，步入正題。

布義德問我為何如此關心九龍城寨。我如實把我所見所聞說出來，並表示我很擔心城寨內的不良環境，可能引起人命傷亡。有這麼一個地方在香港區內，是香港的污點，而我覺得中英雙方都有責任。我希望別用政治的眼光去看此事，而是實事求是，為城寨的老百姓做件好事。

布義德表示理解，但這件事要慢慢來；因為要找一個妥善的辦法來處理，首先要獲得各方面的諒解和合作。他問我是否可以暫時不再追問此事。我一口答應。

李儲文副社長是位謙謙君子，他非常有儒者風度，說話溫文有序，但很有說服力。那天午餐很愉快，後來他知道我是來自上海，大家還用上海話談了幾句。

到了 1987 年 1 月 14 日，港府宣佈清拆九龍城寨。這塊地將改建為公園。當年住在城寨內的居民和在裡面做生意的商家，都獲得安置和賠償。當然，不是所有受影響的人士都滿意所得的賠償。

港府用了不少公帑和人力物力，在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將一個香港「黑點」，變成有歷史文物價值的「九龍寨城公園」。

幾年前，寨城公園的模型還在雲南昆明的世界花卉博覽會上展出。去年，我也和一群街坊，到九龍寨城花園遊覽。

布義德和李儲文兩位為這件事，出了多少力，我不得而知。但是明顯的是，中英雙方都誠心誠意，以辦實事的態度，去處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儘量非政治化，終於獲得了成果，讓香港市民和遊客共享。

公民教育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從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後，我就感到治港人才難求，香港市民的公民教育也嫌不足。在 1984 年 10 月 25 日致謝港督的施政報告議案辯論中，我提出了我的看法。

「中英協議附件一第一節明確提出立法機關由香港人組成，行政機關必須對立法機關負責。換而言之，立法局在整個政府架構裡面的地位將日漸重要。在直接選舉的制度下，立法局的質素將決定於投票人選擇的能力及競選者本身的水準。在本港來說，這兩方面都應盡量去提高。」

「我 認為政府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極力推行公民教育，增進市民對於挑選議員的智識。我所講的並非單單學校裡的公民教育，而是每個市民都需要的公民教育。市民 對現行的主要制度的運作必須有大致上的了解，才能明辨競選人所提出的政綱是否可行，是否對整個香港有利。」「每個市民都需要理解到，如果香港繁榮安定受到 妨礙的時候，則他們現有的一切可能化為烏有。所以市民實不值得為了一些短線的好處而忽略了長遠的整體利益。這點我覺得非常重要，應該把它列為公民教育的主 題。」

我將當年的話，不嫌其煩的重覆一遍，是因為其中一部份，放在今天的環境，可能仍有一些參考價值吧。

不知是否因為我這番話，港英政府在 政務處轄下， 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還委任我出任第一任主席。在這委員會裡，我認識了不少朋友，包括了梁展文、陳永泰、程介南等；我非常欣賞他們的才幹。

我 們為了引起青少年的興趣，請了張國榮做「公民教育大使」。我因此有機會和 Leslie 合照。估不到他後來成了天皇巨星，然後，忽然走了。我們又請了關正傑，唱了一首名為「蚌」的歌，作為「公民教育」之歌。該曲旋律優美，歌詞發人深省，只可 惜比較難唱，好像沒有打進十大名曲之選。

「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有助於提高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不過，我也感到有不足之處。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相輔相成的。但是無論我們如何宣傳，市民對權利的信息很快就收到，對義務的履行總是不太熱衷。我不知道這是人性使然，還是我們宣傳技巧未到家。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過程中的幾段插曲 范徐麗泰網頁]

「羅保動議」

1984 年 3 月，正當中英雙方在談判桌上，爭持不下時，香港立法局的首席 非官守 議員羅保 （葡萄牙人） ，在 3 月 14 日的立法局會議上，作了以下的動議：

「本局認為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前，

必須在本局辯論。」 （ 原文為英文 ）

此動議並無立法效力，但其通過已成為歷史，成為香港回歸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 「羅保動議」。

當年，就該項動議，我也表達了意見。在此，將其中一段和大家分享：

『 香港轉變政制，必須採取漸進的方式。即使是個良好的構思，也應以小規模去嘗試，如果成績顯著，才全面推廣。在香港目前的特殊環境之下，我們要緊記：單憑理 想及熱情，是未必能成功地推行任何一種政制的。因為推行不得其法亦可能會引起民心不安。我們需要進步，需要有條理的改革。香港的社會並非一個家有恆產的世 家，故此不應從事風險性太大的投資，即使估計它會獲利甚豐。我們受先天所限，祇能穩健前進，一方面珍惜及盡量利用資源，一方面重組內部，為將來作好準備。 所以我希望所有青年人及內心充滿理想的人士，切勿操之過急。理想要配合實際，才能令香港達到另一個新的起點。』

溫故知新，這段話在今天還合用嗎？我想，這個問題或許值得大家細心想一想吧！

『香港前途和社會制度』的休會辯論

在 中英談判的初期，英方提出「主權換治權」的建議，中方堅決不接受，令談判毫無進展。當時，很多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和歷史感較薄弱，雖然同意香港的主權應歸還 中國，但既然英政府管治香港成績不錯，大家對共產黨又有保留，何不讓英國人繼續治港？可是，到了 1984 年中，英政府知道該建議注定失敗，退而求其次，發動輿論功勢，務必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

立法局在 1984 年 7 月 24 日進行了一場以『香港前途和社會制度』為題的休會辯論。一共八位議員各自就自己特別關心的問題發言。當時，我強調了學術自由的重要性，既要保存各辦學團體 辦學的宗旨，亦要保留各大專院校的自主權。想不到一個「人微言輕」的新進議員的看法，竟被吸納入《中英聯合聲明》內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 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的第十章內。我當然明白到，這絕不是我個人的力量，而是因為我所講的，的確是香港社會的特色 – 一個值得保留的制度。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為 了保證 1997 年政權的順利交接，中英雙方同意成立“聯合聯絡小組”，磋商有關事宜。在尚未達成協議前，消息滿天飛。有報導說聯合聯絡小組將由 1985 年起，運作至 1997 年 6 月底為止。記者問我的看法，我認為 97 年後，應該還有需要雙方合作的事情，按理聯合聯絡小組應繼續運作。這講法受到一部份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為 97 年後中國恢復行使主機，政權巳順利交接，香港的事是國家內政，聯合聯絡小組實無必要繼續運作。可是另一部份人士卻認同我的看法。我在無意中涉及了一件中英 雙方尚未有共識的問題，而我的看法正中英方下懷。

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對談判的內容和進展，是不知情的；比起一些消息靈通人士，望塵莫及。行政局議員倒是知道的，但是否知悉全部情況，我想也未必。

事後我反省自己講的話，不論是對或錯，稍嫌冒進。因為我實在未掌握情況，隨口一句，說出來了無法收回，將來也不能改變，要不然就得頂上「轉」之惡名。最重要的不是怕批評，而是我未能確定我的講法是否代表了大部份港人的意見。

後來，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二確定聯合聯絡小組在《聯合聲明》生效時成立，並繼續工作到 2000 年 1 月 1 日為止。不過，在香港回歸後，該小組的工作非常低調。

不聽話的議員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倫敦、香港三地同步公佈。港督尤德為此召開立法局特別會議，並在會議上就草案（白皮書）發言。

立法局在香港的議員，獲得事前特別安排，先睹聯合聲明草案的內容，但被指示不得在當天，發表對聯合聲明的個人意見。這指示給我出了個難題。我一早答允了工聯會，聯合聲明草案一公佈，即就該聲明向該會會員演講。如今是講還是不講？我是違反港督的指示，還是失信於工聯會？

我 接受工聯會的邀請在先，港督的指令在後；做人要有信用。我決定赴約，即使港督因此怪罪下來，我也沒辦法。那天晚上我對聯合聲明草案表示了由衷的支持。「一 國兩制」是個前所未有的大膽構思，也是一個政治上的實驗，要這個構思落實，實驗成功，須憑香港人的努力、信心、和勇氣。我也深信，只有堅毅的港人才能令這 偉大的理想實現。

翌日各報章詳細地報導了港督尤德在立法局上的發言，也報導了中英兩國的領袖對聯合聲明草案的讚賞，及其他各國重要人物的反應。我在工聯會的活動，只有一兩張報紙寫了一小段。謝天謝地，我最擔心別人誤會我想搶鏡頭，現在總算過關了。

戴卓爾夫人認「跌眼鏡」

【東方日報專訊】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表示，她在九七年前認為香港經濟於回歸後不能像回歸前般繁榮，是沒有根據的，她又對香港這十年來的發展沒有感到失望。

戴卓爾夫人早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一直提倡自由市場的她曾經認為，經濟自由不能缺少政治自由的幫助，但亦認為要視乎內地的變化而定。

十年過去，回顧以往所擔心的事情，她表示實際上都證明了是沒有根據的。

她續指，《中英聯合聲明》得以在一九八四年簽訂，關鍵是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概念，並認為現時用一國兩制解決台海問題比當時更為適合。

戴卓爾夫人坦言，曾希望英國能繼續管治香港，但當她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後，始發覺一國兩制是保留香港獨特之處的機會。

回歸前中英艦對峙72小時

【東方日報專訊】 臨近回歸十周年之際，內地報章揭露中英海軍艦隊曾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底，於南中國海緊張對峙七十二小時。當時中方海軍已進入一級戰鬥部署，隨時開戰，雙方戰艦更幾乎製造出「海南撞艦事件」，幸好最後並未釀成衝突。

山東《新晨報》前日引述一名十年前在三亞海軍基地服役的海軍護泎艦大隊水兵稱，九七年六月底，中國海軍由情報獲悉，英國準備在香港回歸前夕，派遣一支由三十四艘護泎艦、綜合補給船組成的特混編隊，以對亞洲一些國家進行友好訪問為藉口，到遠東顯示其軍事實力。

英直升機低空偵察極囂張

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時，一艘英國「大刀級」護泎艦和一艘綜合補給船突然出現在距離三亞軍港三十多海里的海面。海軍護泎艦大隊發出「緊急備戰備航」訊號，並 派出一艘護泎艦出航跟蹤監視。講述事件的水兵所在戰艦當時正執行水下魚雷攻擊、對潛攻擊等配潛任務，然而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基地急令其艦直接穿越潛訓區 （一般情況下潛訓區絕對不允許穿越），前往增援追蹤目標。

追了一日一夜，二十七日中午中方發現兩艘英艦行蹤，雙方開始對峙，英軍更派出「山貓」直升機低空偵查中方戰艦，狀甚囂張。此時，中方向英艦發出訊號，警告他們已進入中國經濟專屬區，要求立刻離開。但英艦回覆稱他們正在公海上航行，然後加快速度前進。

由於英護泎艦航速明顯比中方快，所以中方惟有咬住對方比較慢速的補給船不放，成功令雙方戰艦編隊維持僅三百餘米的距離。雙方一前一後對峙了整晚，到二十八 日上午八時，英軍護泎艦突然掉頭高速衝向中方護泎艦，中方艦長堅持不准避開，英方亦似乎無意規避，雙方船頭相向高速前進。

在雙方戰艦相距不足一百米極限規避範圍時，英護泎艦為免受損，改變方向，最終兩艦相距十幾米擦身而過，此時距離香港回歸僅三十多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