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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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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朱德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階,曾用名:朱建德,四川儀隴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譽為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國家的領袖。另外以國民黨為主的中華民國﹔尤其是國共內戰期間,則將他視為與毛澤東同等級的敵人。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台灣),甚至到處流行著「殺朱(豬)拔毛」的教條標語。

目錄

[隐藏]

  • 1 簡歷
    • 1.1 青年時代
    • 1.2 統帥紅軍
    • 1.3 抗日戰爭
    • 1.4 國共內戰
    • 1.5 中共建政後
  • 2 個人生活
  • 3 其他
  • 4 朱德理論著作
  • 5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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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簡歷

[編輯] 青年時代

  • 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儀隴縣一戶農家。
  • 1906年——20歲用「朱建德」的名字考到成都高等師範學堂(現四川大學)體育學院甲班讀書,成績優異,(讀書的錢都是借來,直到後來在軍中當差才把錢還了)。因覺得當體育教師無前途,轉去昆明投考講武堂,從此進入軍界。
  • 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 1915年——在蔡鍔滇軍中參加護國戰爭。因戰功累升至滇軍旅長,雲南省警務處長、憲兵司令。
  • 1922年——面見陳獨秀。陳認為他軍閥氣息太重,不願接收他為共產黨員。朱德留學德國格丁根大學。經周恩來介紹,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
  • 1926年——參加北伐。

[編輯] 統帥紅軍

  • 1927年8月1日——以國民革命軍第9軍副軍長、南昌市公安局長身份參與指揮南昌起義。後起義部隊南下,朱德奉命率第25師留守廣東三河壩,輾轉投奔駐守韶關的滇軍故舊范石生
  • 1928年1月——朱德與陳毅在湘粵贛邊境發動湘南起義。
  • 1928年4月——湘南起義部隊開赴井岡山,與毛澤東秋收起義的農民軍隊會師於寧岡礱市,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朱德是游擊戰十六字訣的主要提出者。
  • 1930年8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此後被稱為「朱老總」。
  • 1930年——1931年,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取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國民革命軍對紅軍的圍剿勝利。初步開始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
  •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 1932年——朱德、周恩來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紅軍從游擊戰向大規模山地運動戰轉變,技戰術水準有質的提高。
  • 1934年1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1933年——1934年,朱德、周恩來、博古、李德等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開始長征。
  • 1935年8月——朱德離開中央紅軍,隨張國燾左路軍行動。張國燾另立中央,朱德的反對沒有奏效。
  • 1936年10月——朱德、張國燾率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於甘肅會寧。朱毛會面後,毛澤東稱讚他對張「鬥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堅如鋼」。

[編輯] 抗日戰爭

  • 1937年8月——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後,朱德出席蔣介石主持的南京國防會議。8月25日,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司令。
  • 1937年9月——朱德率八路軍總部開赴山西五台,指揮八路軍抗戰。取得平型關大捷,雁門關大捷,摧毀日軍陽明堡機場等勝利。後八路軍總部先後在山西臨汾、古縣鎮、武鄉等地駐扎。朱德在山西前線期間,還兼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麾下副司令長官和東路軍總指揮。
  • 1940年——朱德從前線返回延安。
  • 1941年——中央決定成立書記處,朱德是三大書記之一。
  • 1945年——中共七大中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在大會上作《論解放區戰場》報告。
  • 1945年8月——在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和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之後,朱德向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軍隊下令,嚮日軍展開大反攻,要求敵後戰場的日軍向當面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投降。

[編輯] 國共內戰

  • 1946年——1954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 1947年2月——在國共內戰期間,由於胡宗南的軍隊進攻陝北,朱德、劉少奇率中央工委離開延安,開赴河北西柏坡。朱德指導華北野戰軍舉行了清風店戰役和石門(即石家莊)戰役,這是解放軍第一次攻克堅固設防的大城市,標志著解放軍攻堅能力有了質的飛躍。

[編輯] 中共建政後

  •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 1950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 1954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位於十人之首。
  • 1956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並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
  • 1959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直至1976年逝世。
  • 1959年——廬山會議中朱德被免去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降為軍委常委,從此淡出軍界。
  •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朱德歷任:

  •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954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4年—1959年)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59年—1976年)
  •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45年—1956年)
  • 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1966年)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6年—1969年,1973年—1976年)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69年—1973年)

[編輯] 個人生活

朱德一生先後有五個妻子。與第四任妻子伍若蘭在井岡山結婚,伍在部隊轉移離開井岡山時犧牲。與第五任妻子康克清在贛南結婚。

與朱德交情最深的外國人是史沫特萊。1937年1月,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在丁玲的陪伴下來到延安,當天晚上,便前往朱德的司令部。第一次會面給史沫特萊極大的觸動。抗戰初期,朱德和史沫特萊在山西相處了9個月之久。就在與朱德談話的時候,史沫特萊已經打定了要寫一本朱德傳記的主意。但直到她去世後,1956年這本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才得以出版。1979年三聯書店出版中譯本。這本著作和斯諾的《西行漫記》並列,被稱為外國人描述紅軍和中共抗戰的經典著作。1950年10月,史沫特萊的骨灰及衣箱離開英國通過貨船運抵中國。她逝世前要求德國德底茲出版社將其版權版費交給朱德。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際,她的骨灰被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總司令在墓碑上親筆書寫了金色題字: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建國後,朱德的業餘愛好是種植、欣賞蘭花。薄一波曾說:「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

朱德投身革命後,沒有回家鄉看望父母。抗戰時期得知母親去世,在延安寫下《回憶我的母親》,該文還入選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

朱德最小的親孫子在1983年中共「嚴打」期間,因為強姦婦女罪直接被判死刑被槍斃,這條消息在當時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1]

[編輯] 其他

1985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朱德與史沫特萊》。

在扮演朱德的特型演員中,以劉懷正、王伍福最為著名。

朱德在軍中以寬厚長者著稱,與下屬經常打成一片。《朱德的扁擔》是井岡山時期的有名故事。但朱德也有嚴厲的時候,曾經嚴厲批評115師344旅旅長徐海東和團長田守堯

[編輯] 朱德理論著作

1983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朱德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選集收入1931年至1962年朱德的著作共65篇。 1990年代,中國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編輯的《朱德文選》和《朱德軍事文選》。 1986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出版了《朱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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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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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出生 1898年11月24日
湖南寧鄉縣
逝世 1969年11月12日
河南開封
妻子 王光美
政黨 中國共產黨
第二任國家主席
任期
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第1屆委員長
任期
1954年-1959年

劉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本名或譜名紹選,字渭璜。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並迫害致死,1980年後被中共全面平反並恢復一切名譽。

目錄

[隐藏]

  • 1 生平
    •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 2 「文化大革命」
  • 3 平反及評價
  • 4 家庭
  • 5 著作
  • 6 職銜
  • 7 相關條目
  • 8 注釋
  • 9 外部連結

//

[編輯] 生平

[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劉少奇生於湖南省寧鄉縣富庶的農民家庭,與毛澤東在同一所中學就讀。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國,幾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最著名的是當年9月同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在1925年至1926年間,劉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和罷工,成為中共白區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27年劉少奇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劉少奇在長期白區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鬥爭方針,並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鬥爭策略不謀而合。

1929年夏調任滿洲省委書記,發動了反對中東路事件的鬥爭。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瀋陽)紗廠門口,因煽動罷工嫌疑被捕,未暴露身份,9月中旬經奉天高等法院判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該事件在文革中被利用,誣陷劉為叛徒。

1932年,劉少奇擔任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在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之一。1936年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領導該地區的抗日運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少奇堅決執行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開創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出任新四軍政委兼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與陳毅等人重建了新四軍,擴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1939年至1941年間,劉少奇作了《論共產黨的修養》等著名演講。1943年返回延安並當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作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譯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在中共七大選舉的領導集體中,劉少奇名列中央五大書記第二位(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同年抗日戰爭結束,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攻佔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和朱德轉移到華北負責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工作。

[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劉少奇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59年,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以毛澤東的接班人的面目出現,主持中央一線工作。

[編輯] 「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初起,劉少奇在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以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與毛澤東政見相左,因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號「革命」對象──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6年被解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1967年開始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1968年,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和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關於劉少奇的「審查報告」,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斗”刘少奇的海报(1968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劉少奇的海報(1968年)

1969年10 月17日,他被押送到開封市內北土街十號「監護」。他的病本非難症,只因治療不及時,引起多種併發症,特別是中共上級通知——不宜透視、拍片、會診,不久 又將北京來的人員和藥品全部撤回,終於致使劉少奇在當年11月12日凌晨六時蒙冤病逝,享年71歲。劉少奇逝世後,遺體就地秘密火化,「火化申請單」使用 的姓名是「劉衛黃」。 [1] [2] [3] [4]

[編輯] 平反及評價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恢復了他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名譽。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遲到」的追悼會。當天全國下半旗誌哀,並停止一切娛樂活動。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冤案終於取得平反。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理論到實踐將「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認定「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將毛澤東一生的功過「七三開」。

儘管多數人認可《決議》的結論是客觀的,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有些人認為把毛澤東在「文革」後所犯的錯誤大多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是不夠實 事求是的,更有激進的中國人認為仍然在官方宣傳機器上保留毛澤東的名譽,是共產黨的一個自行方便但眼光短淺的下臺階,他們否認官方修訂的歷史,並借用劉少 奇自己的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也有一些人在目睹了改革開放後帶來的兩極分化、貪污腐敗和道德淪喪之後,轉而堅信毛澤東「文革」中「打倒新生資產階 級和走資派」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因此也要求重新評價「文革」。還有少數人認為「文革」中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純粹是中共內部黑暗 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必要同情劉少奇。

1987年4月發行之第四套人民幣100紙幣(1980年版與1990年版)上,他成為紙幣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餘三位分別為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

[編輯] 家庭

劉少奇結婚六次,最後一位妻子是王光美。

妻子 兒女 備註

[編輯] 著作

劉少奇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等多篇,收入《劉少奇選集》。

[編輯] 職銜

  •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45年–1956年)
  •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954年)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54年–1959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9年–1969年)
  • 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1966年 ,位列第一)

[編輯] 相關條目

  • 劉少奇語錄
  • 文化大革命
  • 毛澤東
  • 鄧小平
  • 四人幫
  • 林彪

[編輯] 注釋

 

  1. 王光美小傳 讀書頻道_新浪網
  2. ↑ 《劉少奇之路(全4冊)》
  3. 星島環球網 文化大革命40周年
  4. 臺大政研所主任明居正:中共領導人的悲慘下場

[編輯] 外部連結

 

您可以在維基語錄中查看或添加與此條目相關的摘錄:

劉少奇

  • 劉少奇紀念館
  • 鄧小平在劉少奇追悼大會致悼詞
  • 劉少奇生平大事年表
  • 劉少奇 – 歷史我記錄
  • 四清運動實錄
  •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 劉少奇死亡的具體原因和過程
  • 文革揭批材料 – 王光美是什麼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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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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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毛澤東)

 

毛泽东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任
中央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3年3月20日 – 1976年9月9日
前任者 陈独秀
繼任者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10月1日 – 1954年9月27日
前任者
繼任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任期
1954年9月27日 – 1959年4月27日
前任者
繼任者 劉少奇

出生 1893年12月26日
中國湖南湘潭韶山冲
逝世 1976年9月9日
北京
政黨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系列条目
毛泽东生平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书法
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塑像 毛主席像章

毛泽东普通話發音 )(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咏芝(或润芝润之),笔名子任,中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中国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与领导人,对20世纪的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录

[隐藏]

  • 1 生平
    • 1.1 早期生涯
    • 1.2 秋收起义到遵义会议
    • 1.3 遵义会议到七大
    • 1.4 七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5 建国初期
    • 1.6 左傾開始
    • 1.7 文化大革命时期
  • 2 政治生涯
    • 2.1 毛泽东与国民党
    • 2.2 毛泽东与知识分子
    • 2.3 毛泽东与世界
    • 2.4 毛泽东與政治伙伴
    • 2.5 个人崇拜
    • 2.6 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
  • 3 军事生涯
  • 4 个人生活
  • 5 著作
    • 5.1 理论著作
    • 5.2 毛泽东诗词
    • 5.3 毛泽东书法
    • 5.4 毛主席语录
    • 5.5 稿费
  • 6 历史影响和评价
    • 6.1 中国共产党官方评价
    • 6.2 中国国民党对其评价
    • 6.3 正面评价
    • 6.4 負面評價
    • 6.5 个人评价
    • 6.6 对世界的影响
  • 7 毛泽东思想
  • 8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
  • 9 注释
  • 10 參看
  • 11 参考文献
  • 12 外部链接

//

生平

主条目:毛泽东生平

早期生涯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杨开慧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

1893年12月26日辰時,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的一个中农家庭中。1908年,其父毛顺生为他配婚与罗氏(罗一秀),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1911年春,到湖南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求学。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今长沙市第一中学),次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校后来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1918年夏,卒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7月,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随后由于杂志社破产而失业。1920年在去上海途中结识陈独秀,陈给毛提供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即在长沙卖由陈主编的新青年.同时受此影响,毛开始注意共产主义.1921年7月,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和刘仁静是会议书记员。1921年8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返湘,择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为湖南建党据点之一,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1年冬,与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1922年7月,赴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因没有找到会议地址,未能出席会议。1923年6月,在广州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并任秘书。1924年1月,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毛落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再次取得党内第二把手地位。1925年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代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在武昌同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秋收起义到遵义会议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1927年8月7日,出席了中共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他提出了“枪杆子裏出政权”的观点。会议派遣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组织秋收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称“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8年4月,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受挫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

1928年6月,红四军在朱德领导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统治江西的滇军千余人。此后,井冈山苏区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秋,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同居(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底被何键杀害)。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前委书记,古田决议明确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红旗还可以打多久”的疑问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反围剿的胜利意味着朱毛红军完成了小型游击战到大规模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转变。1931年11月1日~5日,在赣南会议上,主持会议并批判毛泽东的是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4年10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八万六千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战略转移,毛泽东率中央政府随军行动。在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时,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首次把这次战略转移命名为长征。

遵义会议到七大

 

1931年毛泽东在�央苏区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1934年2月11日,湖南信道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在遵义会议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最后负总责的仍是周恩来),进入中共最高层,重新取得军事前敌指挥权。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为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毛泽东任主席。1937年7、 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9月针对八路军内部主张八路军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运动战的 想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要求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指示林彪的115师向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向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进入这些敌后地区发展根据地。1940年给新四军的指示是“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2],鼓励新四军与国民党抗日部队争夺地盘,在此前后两军发生一系列军事冲突及后来的皖南事变。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代表中共從蘇俄處秘密接收大約每個月三十万美元的活動經費。

 

毛澤東收下蘇聯人三十萬美元(相當於二○○�五年的四百萬美元)所寫的簽名收據,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来源:共產國際總書記�米�特洛夫檔案)

 

毛澤東收下蘇聯人三十萬美元(相當於二○○­五年的四百萬美元)所寫的簽名收據,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来源: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檔案)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5 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该讲话成为共产党 指导文艺创作的指导纲领。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 示》。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面了。

七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1948年底至1949年初,毛泽东领导指挥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史称三大战役)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1949年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础”。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发起时,解放军和长江中的英国战舰发生激烈炮战,英舰“紫石英”号中弹搁浅。4月22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社论《抗议英舰暴行》,是为“紫石英号事件”。一日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由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持制定具有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初期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同日在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派遣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加朝鲜战争。1950年11月25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阵亡。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

左傾開始

1956年,針對知識份子對國家以及黨等事務有所意見,毛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提出意见,希望籍知識份子的意見改良施政,但有些知識份子的意見愈來愈尖锐,甚至連「輪流坐莊、換黨執政」的意見也出爐,引來毛澤東的警覺。但他仍任由這些人去說,希望“引蛇出洞”。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五十五万在双百中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被打成“右派”,遭到批判和劳动改造。對於“引蛇出洞”是陰謀的問題,毛澤東稱這些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希望能在短期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各地土法炼钢,誓言超英赶美。之后又实施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被合称为三面红旗。

1958年,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重大关系上产生分歧,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

1958年8月20日,毛亲自指挥金门炮战。

由於三面紅旗對國民經濟的傷害極大,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澤東上万言书,毛澤東不接受万言书中的建议,发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运动。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安排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四清运动”,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3年3月,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当时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大革命时期

主条目:文化大革命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中共干部、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并展开大规模毁坏文物和书籍的“破四旧”运动。刘少奇被批斗并失去人身自由,遭迫害致死,邓小平也遭免职。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和11月25、26日,共八次九天接见了超过1200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8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高潮。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他圈定的接班人林彪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1976年4月,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抄。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2年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

 

1972年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

政治生涯

毛泽东与国民党

北伐战争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毛泽东此时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并任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执委、代宣传部长,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放弃孙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发动了清黨并捕杀共产党人,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当局于1930年处决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西安事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达成《双十协定》。但次年6月协议即被撕毁,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击败国民党军队,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毛泽东曾数度欲攻台湾但均告失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军事介入保护台湾。至今海峡两岸仍维持对峙局面。(参见台湾问题)

毛泽东与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共执政前,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当作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执政后有较大转变,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多次出现反复。

1939年,毛泽东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0年代和1940年代,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国统区和日占区奔赴延安。

1942年毛 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此为标志,到毛泽东去世,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中国艺术史上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阶 段。《讲话》强调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胡风称此讲话为“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56年以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政策。建政后,大批留学海外人员回国,其中包括钱学森、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海外归国科研人员占91%。1950年代和1960年代,国家共派遣一万八千余人留学,这些人全部学成归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建设的骨干。

1957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呈现向下的趋势,其间虽多次自我纠正,总的趋势是向“左”发展。1957年的反右斗争,文革的1966年至1968年阶段,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最为严重的时期。文艺界有许多知名人士自杀,著名例子有剧作家田汉、作家傅雷、作家老舍(也有人称其是在批斗中被打死。老舍之死的两种说法)等等。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与美籍华裔科�家杨振宁谈话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与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谈话

毛泽东重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1949年前与多个社会知名学者有过密切交往;在延安的时候,制定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1949年后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仅仅是姿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阳谋”,因为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提出了政治异见的不少知识分子后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毛泽东认为「革命」可以促使知识分子更加接近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的运动。但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经受了一次浩劫,不重视文化、漠视思想的现象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部分人心中产生。中国大陆大量知识分子在建国后(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都受到迫害。

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的反复变化主要源于他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二是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 的阶级,而是一个随形势的变化分别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特殊阶层。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同其所属阶级的关系比作“毛”与“皮”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基本上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段话来表达: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 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 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六页。)

毛泽东与世界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领导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影响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的民族民主运动。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把中国和其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划入第三世界。中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思想输出、物质援助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毛泽东主持,从建政初到其去世,中国的物质援助大约有200亿美元(邓小平语)。

唐努乌梁海地区于1920年被苏联侵占,于1944年被苏联正式吞并,当时的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1948年5月,中国驻苏大使仍声明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后在苏联的压力下,经中蒙换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予以承认。由此有人指责毛泽东正式承认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属于苏联。

毛泽东與政治伙伴

周恩来在1927年至1928年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是毛泽东的上级。按照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军事问题周恩来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协助周恩来。1935年3月12日,在毛泽东提议下,新三人团建立,成员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此后,周把最高军事权让给毛泽东,从此当毛泽东的助手。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毛泽东在政治上需要周恩来,文革(文化大革命)时,一些红卫兵要求批斗周恩来,“那好吧,”毛说,“让我也和他一起挨鬥吧!”(《领袖们》,理查德·尼克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323页)

从井冈山会师开始,朱德与毛泽东就开始了长达四十几年的合作,建国后朱德基本上被闲置。但有一句话常挂在毛泽东嘴边:“毛离不开猪(朱),猪(朱)不能没有毛。”

个人崇拜

毛泽东早年发表各种言论反对个人崇拜,但晚年的他仍然是个人崇拜的典范,并在最后十年走向巅峰。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人的思想而是共产党集体领导经验的结晶,曾反对为自己树立塑像、命名城市、在钱币上印制他的头像。他在文革中曾反对林彪鼓吹他的天才论,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

但个人崇拜并不因为毛泽东的早年的这些言论而停止,并且他本人的其他行为和政府政治宣传的需要在客观上推动了崇拜的发展。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将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类,进一步在党内推进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生前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文革时期全国各地都是他的塑像、画像、语录、手迹、书籍和像章。他逝世后,因为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的胜利,从而结束了对他的大规模个人崇拜活动。虽然崇拜活动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并且出现了很多对他的批评,但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仍然有不少人以各种方式表示对他的敬仰。他的纪念地也一直是参观人数众多的景点。

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

  • 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
  • 1927年到1937年,土地革命
  • 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
  • 1950年初到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
  • 镇压反革命运动
  • 三反五反运动
  • 批判胡适运动
  • 镇压胡风反党集团运动
  • 反右斗争
  • 大跃进
  • 四清运动
  • 1963年3月13日始,学雷锋运动
  • 1966年5月28日到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上山下乡运动
  • 农业学大寨运动
  • 工业学大庆运动
  • 批林批孔运动
  • 一打三反运动
  •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军事生涯

在中共的官方评价中毛泽东被认为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中共历史上的许多战役的胜利被认为是毛泽东领导的功劳。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所总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发表“枪杆子裏出政权”的名言。
  • 1927年9月发动了秋收起义,组织起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并带领部队上井冈山。红军在作战中不断发展。
  •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进行了“三湾改编”,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为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开始。
  •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与朱德一起成功指挥了三次反围剿,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
  • 1935年1月,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长征,成功保住共产党军队的主力。
  • 八年抗战期间,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积极发展军队实力,成功将中共武装力量由长征结束时候数万人发展成为一支人数接近百万的大军,成为日后击败国民革命军夺取中国的统治权,奠定决定性的军事基础。
  •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指挥,将国民党主力部队在长江以北消灭。同期的军事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自卫的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
  • 1950年,朝鲜战争的策划与后方指挥。
  • 1958年,金门炮战的策划与直接指挥。
  •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策划与后方指挥。

个人生活

幼年毛泽东受其母亲影响很大,毛泽东虽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两次的胎儿夭折经历,于是在毛泽东幼年时,带毛在后山拜滴水洞山石为乾亲,并按当地习俗取小名为“石三伢子”。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分别是:

  • 罗一秀: 1907年由父母包办结婚,1910年春因痢疾而病逝。
  • 杨开慧: 1920年结婚,1930年底被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枪杀。
  • 贺子珍: 1928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居,1937年前往苏联治病。
  • 江青: 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居。
  生母 備註

毛泽东目前有一个孙子,为毛岸青与邵华所生的毛新宇。有一个曾孙毛东东,为2003年12月26日毛新宇与刘滨所生。

毛泽东的亲人中,因为革命或者战争而牺牲或意外逝世的有13名之多。这与毛泽东的号召有很大的关系。

直系亲属6位:有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其他亲属7位:毛泽覃之妻赵先桂、毛泽覃继娶贺怡、毛泽建的丈夫陈芬、表侄(王季范之子)王德恒、内侄女(杨开智之女)杨展、内兄(杨开慧之堂兄)杨开明、内弟(杨开慧之表弟)向钧。

著作

理论著作

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都是重要篇章。《毛泽东选集》在“文革”后不久出版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至1957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 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 迄今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 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国共内战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后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卷),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至1921年间毛泽东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诗词

主条目: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创作了许多著名的诗词。 毛泽东诗词流传有多个不同版本。其中《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蝶恋花·答李淑一》等都是著名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毛泽东的多首诗词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郭沫若是毛泽东诗词的主要唱和者,柳亚子也有过和毛诗词唱和的佳话。

《沁园春·雪》是政治影响最大的一首词。这首词作于1936年,毛泽东在1945年访问重庆前夕特意发表,对陪都各界震撼极大。

中国大陆出版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其中以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最为权威。

毛泽东书法

主条目:毛泽东书法

毛泽东酷爱书法。他晚年的书法已自成一体,被称为“毛体”。他在少年时代进入私塾学习颜体;后来进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改习魏碑;1920年前后,开始追摩二王。很多报刊杂志、单位、建筑物上都留下了他的字迹,如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等 等。一些高校校名都使用毛体字,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毛泽东亲笔题名,其它大部分为集字所成。在各种建筑中广泛使用毛体字有“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改革开放后由于大规模个人崇拜活动的停止,使用毛体字的部门和单位日渐减少。

毛泽东亲笔题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农学院。

人们对毛泽东书法的喜好并不一致。喜爱毛泽东书法的人认为,他晚年草书臻于炉火纯青,直笔劲书,汪洋恣肆,任意挥洒,线条奔放呈左斜势,动感强烈; 也有不少人不喜欢他的书法风格,有批评认为:毛泽东的书法是名人书法,不是名家书法,并没有多少艺术性;对他书法的推崇是由于当时毛的地位等其它因素造 成。

毛主席语录

主条目: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

“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1969年,还出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

稿费

稿费是毛泽东的一项主要收入,对于其数额、性质和用途,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所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截至1960年底,毛泽东的稿酬共结余487090.13元。 而《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见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此文先后被《党史文苑》、《党史博采》转载)一文指出,在1967年,毛泽东的稿酬 已达人民币570余万,到了1976年12月,则累积为7582余万(大部分存于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开立的户口,毛泽东的个人账户上仅有 八九十万元左右),到2001年底,稿酬总额共计1.3121亿元。
毛泽东的稿酬增长最快的时期应属“文革”时期,并導致了很多“不合法”,“不合理”,“不公平”的聲音出現。但根据现有資料顯示,不合法的指控應該不成 立,但不可否認在“文革”這個各出版單位自動取消稿酬,文章一律不付報酬,事實上廢除稿費的特殊時期,毛泽东仍然領取稿酬的事实。 尽管稿酬数额巨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稿酬中仅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毛泽东及其亲属的个人生活,据上文记载,其用途包括:

  • 1959年至1967年,先後從稿酬中提取32萬元,給多名黨外知名人士,最著名的是章士釗和程思远;
  • 1965年至1976年,先後9次提取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給江青;
  • 毛澤東去世後,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後給李敏、李訥二人撥款近200萬元,讓其購買住宅並留作家用;

关于稿酬的性质和处理,据同一文章记载,2003年7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稿酬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國務院的批示為(该批示未见载于国务院正式媒体):

  1. 作為特殊性質、特殊情況處理毛澤東的稿酬、版權費,以不納稅為準﹔
  2. 作為黨的特殊資產處理﹔
  3. 如果毛澤東的親屬要領取,原則上按照以前的政策辦理。

毛泽东1967年曾批示要将全部稿费上交党费,但被中央文革压住不办。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多次提出继承毛泽东的稿酬遗产,均被中共中央拒绝。

历史影响和评价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期发展(1921年-1927年)有重要的贡献;遵义会议以后他是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直至最后在大陆获得胜利(1927年-1949年)这段时期的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推翻国民政府,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击败党内外的政治对手和反对者,以他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被写入1954年后历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指导思想。

对毛泽东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受争议的已故国家领导人之一。支持者认为他领导抗日战争的敌后游击战,最终与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一起取得抗日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了在中国大陆进行腐败统治的国民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并缔造了一个相对廉洁的政府;在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斗争中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现代化。

反对者认为他是旧式封建帝王的翻版,未能摆脱浓厚的农民意识,抗战期间避免与侵华日军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有效地保存并壮大了军事实力,从而能在 内战中击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取得政权后的土改、镇反政策制造了大规模的杀戮,他主政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混乱中,他被认为是三年饥荒主要责 任人,在政治上完全背离了取得政权以前的民主承诺,在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等各个方面相比于中华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严重的倒退了。而其主 导的多次政治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导致社会倒退,这种副作用深刻影响了几代人。

1976年6月13日,毛泽东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 件事就是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无论如何,毛泽东个人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中国共产党官方评价

文革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毛泽东称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群众心中的红太阳”。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共中央发 布的悼文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 世。”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后的历史,全面否定文革,并对毛泽东进行了官方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指文革), 但是就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7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毛泽东的称谓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官方认为二战的远东大陆战场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军产生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对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起到了战略策应的效果,对国民政府内部的投降倾向通过敌后战场的胜利予以遏制,并发表一系列关于抗战策略的著作,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国民党对其评价

蒋介石时代,称其为“毛匪泽东”,也曾經與朱德並稱爲“朱毛匪幫”,因而衍生“殺朱拔毛”的口號。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些称呼。目前國民黨中央,並無一個總合性的結論來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

正面评价

  • 毛澤東支持者认为他前半生指导共產黨在中国大陆打敗800萬國民革命軍和中國國民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建立起一个以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政府,并统一了中国大陆,将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推行到此前的国民政府不能有效治理的中国部分地区(如新疆、西藏)。
  •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和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决裂,拒绝美国、苏联等国家操控中国内政,被支持者认为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彻底摆脱任何外来大国的干涉。
  • 毛泽东主政期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6年的65岁。
  • 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工人农民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妇女获得解放,社会地位与1949年以前相比大幅度提高,破除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中国走上了平民化的发展道路。
  • 1949年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在苏联的援助下,使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工业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农业国。
  • 许多农民认为毛澤東主政時期推行合作化,通過發動集體勞動大力發展农业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村水利,开垦荒山,取得了在單幹的情形下很難取得的成就。
  • 支持者认为毛泽东坚持主张派遣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阻击美国,并取得了恢复北朝鲜原有领土的胜利,有力地屏蔽了中国当时的重要东北工业区,保持了共產黨在中國的新生統治,为后来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 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老年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很少。
  • 根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小学入学率从民国时期的23%升至1952年的49.2%。在他晚年,小学入学率也由1963年的57%大幅度提升到1976年的96%。他取消了职业中学,并让普通初中和高中的招生数分别从1963年的263.5万和43.3万,提升到1976年的2344.3万和861.1万。

負面評價

  •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誇大抗日戰爭功績。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盡量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以保存並發展實力,積極地擴張勢力範圍,為日後奪取全國政權作準備。將主要的軍事壓力轉移給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革命軍。
  • 宣称“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3]“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4]。“我 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 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怎麽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毛∶没有什麽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 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5]
  • 毛主政時期多年“左”傾政策尤其是文革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讓中國文化和教育遭到破壞:大躍進和反右打壓了知識界正常的學術爭鳴,一些社会科学學科被取消;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國家領導人、幹部、知識分子等以及平民遭到了各種程度的迫害,大量的文物、古跡遭到毀壞。一代中國人無法正常接受高等教育,造成了知識斷層,影響了中國後來的發展。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
  • 毛澤東主政期间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主持鎮反運動,以鎮壓反革命等各種理由,處死了近百萬人。三年困難時期是毛主導政策下的人禍,並且導致了中國幾千萬人民的死亡。
  • 毛澤東的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作法和不顧實際盲目趕超,打亂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破壞了1950年代前期的良好發展勢頭。在他主政時期,中國的經濟政策極不穩定,經濟發展常常被政治運動干擾,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匱乏,落後於日本,1970年代後落後於亞洲四小龍。
  • 毛澤東所奉行的獨立自主政策一方面斷絕了美蘇兩大集團可能的支持,同時卻在“左”傾的外交思想指導下不顧本國實際國力去援助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給中國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三年大饑荒、唐山大地震,這種天災人禍發生的時候中國無法及時取得外界的援助,減輕災難的損失。
  • 他被認為是20世紀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的三大獨裁者[6][7],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黨專政”,也有人批評毛澤東是“一人專政”。因此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是一個社會退步。
  • 毛澤東雖然主持了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卻完全缺乏憲政、民主觀念,帝王思想濃厚,他拒絕進行權力分立制衡,始終保持著權力的高度集中,阻礙了中國大陸社會的法制建設和民主改革。這是他晚年一系列錯誤的根源,也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失去控制,給國家造成深重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 毛澤東被認為為維護跟蘇聯的關係,在法理上承認外蒙古的事實獨立,承認蘇聯佔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且認為在1929年的中蘇衝突中(國民政府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出於意識形態的一致站在蘇聯人一邊。
  • 毛澤東堅持主張參與朝鮮戰爭,反對者認為當時形勢並沒他猜測的那麼危險,美國並無意擴大朝鮮戰爭,軍事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个人评价

  • 邓小平评 价:“三分过,七分功”,“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 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 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 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 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 、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 制度”。
  •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说:“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2003年12月)
  • 胡绳认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他也认 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 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领导全党和全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胆地跃进,取得了胜利。”谈到人民公社,他“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期号199903,3~15页)
  • 美国耶鲁大学教 授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 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旁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 会主义命运的考察》第8章第一部分)
  • 针对毛泽东给郭沫若的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说:“他 (毛泽东)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文革与诸子百家》,http: //www.huxingdou.com.cn/revolution.htm 个人文集
  • 曾担任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 中称“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却,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 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 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对世界的影响

  • 有人说,在1960年代,“毛泽东思想”为世界所认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大学生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以《毛主席语录》作为指导“斗争”方向的重要书籍之一。
  • 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于文革期间大量印制毛主席语录作思想指导,這些毛主席语录亦被翻译成英语及西班牙语,並流通到中国以外。這些在中国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语录,成為了部分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斗争路线参考。部分恐怖组织与反政府组织,如日本赤军,秘鲁的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柬埔寨波尔布特(被海牙国际法庭判有“灭绝人类”罪)的红色高棉、尼泊尔的「毛派」共产党武装,都被很多人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或者直接就是由中国共产党背后支持、指导,但是中国共产党官方并不承认这些组织采用的是毛泽东思想。多数人认为这些激進组织希望学毛泽东在当地建立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政府无腐败的国家。
  • 世界各地的毛派革命家认为,毛泽东的一生中,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追求将中国建立成强大、繁荣、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
  • 在西方社会也有人对毛泽东表示崇拜。拳王泰森在胳膊上纹上毛泽东的头像;拳手经纪人唐金也自称崇拜毛泽东。一些思想激进的歌手,也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失望而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主条目: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简单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就是一条——‘革命无罪’;毛泽东思想千句万句,总结起来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概括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指出贯串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主要方面:

  • 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
  •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成果,一般认为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言人,但不能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等同起来。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

 

毛主�像章

 

毛主席像章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对他的纪念的目的不一,有的表示对他的崇拜,有的因为政治原因,有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研究探讨,也有的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参见 毛主席塑像 毛主席像章

  • 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泽东为主要图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制作于1937年,是由东北抗日联军颁发银质像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后像章一直在不停制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时形成最高潮。大串联时很多人都佩带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种类极多,从最简单的头像到有毛参与的历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诗词书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间所制作的像章在80亿枚左右,数量无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1990年代像章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开始进入收藏品市场。王安建是毛泽东像章收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共收藏有5万多枚。

  • 影视作品

电影:《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1983年)、《开国大典》 (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 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

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长征》(2005年)、《遵义会议》(1996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

老歌:除了《浏阳河》和《东方红》出现频率很高外,大部分老歌现在已经不再在公众场合出现。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一些人因为怀旧等原因还会或唱或听这类老歌。

《浏阳河》、《东方红》、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 来》、《日夜想念毛主席》

  • 毛主席塑像

毛泽东塑像遍布全国,大部分为文革时所建造。1967年5月,清华大学树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后树像风刮遍全国[2]。除清华大学外,很多大学校园的主入口都与毛的全身像,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河海大学等。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广场多被命名为东方红广场。其诗词也经常在广场立碑。毛泽东后来表示反对立碑立像,并笑称立像是让他“风吹雨打”。

清华大学于1987年拆除毛泽东塑像,复原清华二校门。改在主楼大厅北墙上建立毛泽东青铜浮雕头像。

  • 纪念地

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

江西井冈山八角楼

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

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

湖北武汉东湖宾馆

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

河南临颖县南街村

  • 其他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邮票:中国和世界上10多个国家发行过毛泽东的纪念邮票。

人民币,第五套人民币(1999年版與2005年版)每种上均印有毛泽东的正面肖像與防伪水印。

注释

 

  1. ↑ 中国共产党成立日期辨析 – 新华网资料 毛泽东生平 (原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2.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毛泽东 1940年5月4日
  3. ↑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82页)
  4. ↑ 1959.8.17,《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5. ↑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6. ↑ [[李锐 (1917)|]]在《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中写道:“境外有將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澤東相提并論,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獨裁者’,還有乾脆名為‘混世魔王’的。我認為歷史學者應當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譴責,而是弄清歷史事實的真像,進而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7. ↑ 胡平:評毛澤東熱──寫在文革四十週年,《北京之春》2006年第6期

參看

  • 毛泽东生平
  • 毛泽东思想
  • 毛主席语录
  • 文化大革命

参考文献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
  • 《毛泽东生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91
  •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 三联书店
  • 《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
  • 《毛泽东为什幺要发动文革?》,王若水
  • 《红学·1954》,孙玉明(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运动:批俞平伯、胡适、胡风、丁玲……)
  • 《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孙文广 香港夏菲尔出版社
  •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陳永發,聯經出版公司
  •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張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Jon Halliday),香港開放出版社
  • 《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哈里森·索爾茨伯里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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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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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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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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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 1898年3月5日
出生地區 江蘇淮安
妻子 鄧穎超
所屬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任  屆 第1-4屆总理
任  期 1949年10月—1976年1月
前任总理
继任总理 华国锋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1任國務院總理。(1949年—1954年稱政務院總理。)1958年前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主席等職。

目录

[隐藏]

  • 1 生平经历
    • 1.1 简历
    • 1.2 1930以前
    • 1.3 1930-1937
    • 1.4 1937-1949
    • 1.5 1949-1966
    • 1.6 1966-1976
  • 2 影响与身后评价
    • 2.1 个人评价
  • 3 故居与纪念场所
    • 3.1 纪念文艺影视作品
  • 4 参考文献
  • 5 参看
  • 6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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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经历

[编辑] 简历

  •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祖籍浙江省绍兴市。
  • 1910年——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入读书院和小学堂
  • 1913年——入读天津南开学校。
  • 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赴日留学。
  • 1919年——返回中国,参加天津学生界的五四运动。加入觉悟社。入读南开学校大学部(今南开大学)。
  • 1920年——赴法留学。
  •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 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 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任书记。担任中国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 1924年——返回中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 1927年——5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1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周恩来(1917年)

 

周恩来(1917年)

  • 1928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为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之一。
  •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 1933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 1935年——遵义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1937年——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
  • 194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 194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任政府总理(直至去世),并兼任外交部长(1949年 – 1958年)。
  • 1972年——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但未能及时展开治疗。
  •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去世。
中国共产党职务
  •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1956年
  • 中共中央副主席:1956年-1966年,1973年-1976年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6年-1976年

[编辑] 1930以前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祖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并且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近几代祖先在衙门做师爷。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3年7月毕业,同年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后在日本的明治大学学习至1918年。

1919年因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当时的段祺瑞政府查封,被捕。获释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學学习。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24年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由季米特洛夫的推荐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戴季陶主任),后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主持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1926年发生“中山舰事件”后,周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1927年发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迎接北伐临近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周于8月1日与贺龙、叶挺、朱德等人一起发动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去上海组织了中共特别行动科,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情报收集、保护中共高层人物,并用暗杀的方式惩处投奔国民党的前中共党员,例如带人杀死了在租界内的中共政治局委员顾顺章的包括儿童和保姆在内的13人,引起了国际舆论和民众的红色恐怖心理。

 

周恩来与妻�邓颖超

 

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无子女。周恩來英俊瀟灑,被认为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許多女性對他有好感,例如演《桃李劫》的陳波兒。

[编辑] 1930-1937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胜利。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恩来于1934年随红军长征。长征初期,由於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構皆遭國民政府破獲,長征各單位與上海失去聯繫,周恩来與博古、李德等人遂擔當軍事與政治的領導責任,史稱三人團。共軍在到達遵義之前,毛澤東處於被排擠的狀態。目前中共官方歷史統一的說法是,「三人團」受到所謂王明“左倾”路线影響,遭到刘少奇、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來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委任的、对军事行动下最后决定的人。遵义会议后不久,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在以后的长征过程中,1935。8毛泽东逐渐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的抗击日本入侵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王明为长江局书记,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长驻当时的中华民国陪都重庆。

[编辑] 1937-1949

1939年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导致右臂残疾(只能弯曲六十度)。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典故:曹植《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进一步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

1946年底,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1948年和毛泽东、任弼时一起领导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编辑] 1949-1966

 

1954年日内瓦会议

 

1954年日内瓦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49年-1952年他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现代化)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周恩来手迹-- 1959年白帝城录李白诗

 

周恩来手迹– 1959年白帝城录李白诗

1961年-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1962年1-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他还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

1949年-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参与制定和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朝鲜战争时期,他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1955年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的外国人士。

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也指出:由于和苏联争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力,并且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势力从事反政府的共产革命,周恩来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了谴责。有人认为,在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排华事件与此有关,特别是印尼1965年的排华事件和周恩来指挥下企图帮助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更是有直接关系。[1][2][3]

[编辑] 1966-1976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尽力利用各种渠道从不同的方面去减少动乱带来的影响,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迫害,但也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保护了部分受冲击的党内外著名人士(但也有人认为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也因此确保了他本人在和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的安全)。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

 

1972年周恩来欢迎尼克松

 

1972年周恩来欢迎尼克松

 

基辛格、周恩来和毛泽东

 

基辛格、周恩来和毛泽东

 

1972年周恩来和尼克松

 

1972年周恩来和尼克松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周被查明罹患膀胱癌,但未得到及时治疗而被迫带病工作。1974年6月,周恩来被迫住院;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2月,周恩来抱重病两次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膀胱癌于北京市逝世。他的死讯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然而,一些海外学者根据尚未公开的文革历史档案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认为周的癌症治疗延误是由毛泽东授意的,并且邓小平的复出,亦被认为是毛泽东对于周在林彪死后影响力剧增的“抑制措施”。

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由邓颖超亲自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所献给周恩来的花圈。

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北京群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反定性为“革命事件”,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编辑] 影响与身后评价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起重大事件的进程都有重要影响。

中国大陆有许多人认为他有”伟大人格魅力、潇洒从容的仪态、处事风范”。很多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将其视为“完美”和“最高尚”的代名词。

周恩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具有卓越的行政管理长才和折冲调停的外交手腕,但批评者认为他原则性不够强,这反映在他在中共建政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多次违心地自我检讨、对毛泽东的决策妥协退让。

有人认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持续到周本人病逝为止。尽管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却共同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扮演一对相辅相成的政治搭档,毛主要扮演”掌舵”的精神领袖的角色,周则扮演小心翼翼的执行者,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周恩 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一直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从20年代初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到1976年逝世,历时超过半个世纪)。

在中国民间,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声望。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受政府监管控制的公共领域内,亦出现了不少对国家领导人的调侃内容,然而在这些调侃内容中绝少见到周恩来的名字,包括在言论最为无忌的网络上。在大陆青年一代中甚至出现了以他取代毛泽东成为国家凝聚与团结核心的倾向.

[编辑] 个人评价

在文革高潮时,少数红卫兵要批斗周恩来,毛泽东说:“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被挨斗吧!”1974年,毛泽东又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的评价,基本上代表了1978年后中共的官方立场,他说:“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指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4]

著名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5]

中国著名作家冰心晚年说:“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6]

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党史专家李锐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中讲到周恩来:“周恩来心里不明白吗?他不了解毛泽东吗?他不知道毛泽东做的这一套对还是不对吗?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本《晚年周恩来》是香港出版的,作者高文谦……这本书中,关于文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那些文革的内情啊,都写得相当具体。我没有细看,我翻了一下,他写的符合事实。”[7]

[编辑] 故居与纪念场所

  • 浙江绍兴:周恩来祖居
  • 江苏淮安楚州区:驸马巷周恩来同志故居、周恩来纪念馆
  • 江苏淮安清河区:漕运西路周恩来童年读书处(万公馆,外祖父家)
  • 辽宁沈阳: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 辽宁铁岭:铁岭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 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 北京: 西花厅周恩来故居,毛泽东纪念堂的周恩来厅
  • 陕西延安:周恩来枣园故居
  • 广东揭阳:周恩来揭阳革命活动旧址
  • 日本京都:周恩来诗碑,位于日本京都西北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
  • 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周恩来故居

[编辑] 纪念文艺影视作品

  • 1998年,大型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
  • 1998年,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
  • 1990年,纪录片《周恩来》
  • 电视连续剧《周恩来》
  • 1991年,故事片《周恩来》
  • 1979年,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 歌曲:《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的一首诗,傅庚辰作曲。

[编辑] 参考文献

  • 《周恩来自述》 人民出版社,2006年,ISBN 7010056390
  • 《周恩来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2004年,ISBN 7010039623
  • 《晚年周恩來》高文謙 著,美國明鏡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ISBN 1-932138-07-2
  •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劉武生 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ISBN 7-010053-38-3
  • 《周恩来军事文选(全四卷)》 人民出版社,ISBN 7010026467
  • 《周恩来年谱1898-1949》 中央文献,2006年,ISBN 7507304094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央文献,1997年,ISBN 7507303748
  • 《周恩来》 (英)威尔逊,2006年,ISBN 7010056390
  • 《周恩来总理生涯》 熊华源 廖心文,人民出版社,1997年,ISBN 7010025444
  •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 曹应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ISBN 7208059640
  • 《周恩来与邓颖超》 张颖,东方出版社,ISBN 7506021900
  • 《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 郝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7507315509
  • 《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 肖振才,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7507320111
  •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钱江,2005年,ISBN 7801991893
  • 《周恩来万隆之行》 熊华源,2002年,ISBN 7507311775
  •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陈扬勇,重庆出版社,ISBN 7536676123
  •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陈扬勇,重庆出版社,ISBN 7536676115
  • 《周恩来画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ISBN 7220070144
  • 《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杜修贤,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ISBN 7205055040

[编辑] 参看

  • 四个现代化
  •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编辑]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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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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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 周恩来纪念馆
  •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 绍兴周恩来纪念馆
  • BBC专访:高文谦谈《晚年周恩来》,2003年4月5日
  • 周恩来 – 历史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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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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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政黨: 中國共產黨
出生: 1904年8月22日
四川省广安县
逝世: 1997年2月19日
北京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学名希贤,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四川广安人,中国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81年至1990年间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评价邓小平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泽东)。

邓小平未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职务(1950年代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但他被认为是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是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提议者,中国共产党将以他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政策几乎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共有八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1978年和1985年)。

目录

[隐藏]

  • 1 留学生涯
  • 2 渐露锋芒
  • 3 第一次下台
  • 4 前线岁月
  • 5 建国前期
  • 6 第二次下台
  • 7 第三次下台
  • 8 进入邓小平时代
  • 9 改革开放
  • 10 南方考察(南巡)
  • 11 个人生活
    • 11.1 家庭
    • 11.2 嗜好
  • 12 主要贡献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12.2 一国两制
  • 13 影响与评价
  • 14 参考文献
  • 15 参见
  • 16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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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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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勤工俭学留学生的合影。上排右起第3位是邓小平

1919年春天,邓小平与只比他大3岁的叔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重庆就读一所由吴玉章筹建的赴法国留学的预备学校。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9月11日,年轻的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乘坐法国的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个子矮小的邓小平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他在这个期间表现出了出众的组织能力。经过将近40多天的旅途,在10月底,他们抵达了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了巴黎。

邓小平在法国的时光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有安稳的时候,而且他常常没有工作,经济上也非常拮据。实际上当时在法国的外国留学生,如果能够维持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真正从事学习的希望几乎等于零。

 

邓小平在法国橡胶厂的就业卡

 

邓小平在法国橡胶厂的就业卡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贝叶。在这里,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的法语。由于缺钱,他在1921年4月1日到克娄梭的一个工厂工作了3周。在这里他掌握了钳工的技术,这个本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了用场。他也在这里初步认识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且结识了一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作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的副手,这期间他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来到沙莱特哈钦森橡胶厂从事制作胶鞋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尔纪学校。10月17日他辞去了这里的工作,在这一年的冬天到夏蒂荣又学习了4个月的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的领导评价,邓小平此时显露出了倔强和反抗的精神。1923年3月7日他因为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于他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1985年时他还派他的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

早在1922年邓小平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的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把他选为了青年团的领导,和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从此,他开始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生涯。1924年,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了宣传中国革命的杂志《赤光》的编辑组。他负责印刷工作,所有的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这个工作使他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称号,而且专门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左倾的革命者和右倾的中国青年党之间发生了论战,邓小平也发表文章参与了这次争论。此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人陆续回国,给邓小平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在1925年秋天,他成为了新当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而且他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内的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

1925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卅惨案让巴黎的中国人发起了一次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了中国驻法使馆,并且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次行动带来了严厉的逮捕和遣返浪潮,大批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被法国警察严密监视。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到位于莫斯科的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他在这里又获得了一个称号——“小火炮”。9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作为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的陪同回到中国。

[编辑] 渐露锋芒

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回 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7团的政治委员。此后,政治委员的职务他一直担任了23年。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了西安。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的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改的。并参加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年的夏天,他去上海从事地下活动,一直呆到1929年夏天。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央书记向忠发展开工作。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了上海话,因此成为了地下活动理想的接头人。

1927年冬天,邓小平在上海与也是共产党员的张锡媛结婚。但是这个婚姻只维持了18个月:张锡媛死于产褥热。

1929年,邓小平奉命到广西的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经过秘密的准备,他和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人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1930年2月,他领导建立了左江和右江两个苏维埃政区,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930年夏末,邓小平接到中央新的指示:解放中国南部。这个命令在当时很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甚至是自杀性的。由于这个命令,右江和左江苏区在1931年左右就被国民党全部消灭了。由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的大部队则向柳州挺进。经过沿途的一些战斗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军队占有很大优势。因此他违反了命令,放弃攻打柳州,而向江西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进发。经过不断的战斗,当他们到达江西时,2万人的队伍只剩 下2个团不足2000人。邓小平则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的离队后来被一些领导批评为“组织上正确, 政治上不成熟”。

[编辑] 第一次下台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金维映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1931年8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党委书记。刚到任时就凭其出色的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了当地政治迫害性质的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了苏维埃政府的“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的职位,而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还担任过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了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又担任了江西省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性的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邓小平此后也长期是毛泽东亲密的战友之一,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也非常好。

1932年夏天,邓小平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了。1933年,邓小平被第一次打倒。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被撤职。邓小平迫于压力,做出了自我批评,并被关进了拘留所。而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与他离婚,而与李维汉结了婚。

不久邓小平从拘留所放了出来,并且被派到处于前线的南村担任观察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的总政治部。随后派他去红军军事学院教课。很快,他又恢复到了4个月以前的政治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在1934年10月被迫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出版《红星》杂志。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邓小平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被正式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会议也决定了邓小平将来的政治道路。

1935年4月,邓小平被派到第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的工作,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则交给了刘英。在党内同张国焘的分裂发生后,邓小平承担了了红军右翼方面军的重要工作。1935年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了严重的疟疾,经过静心的休养和很好的照料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

[编辑] 前线岁月

 

1941年时的邓小平

 

1941年时的邓小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人到太原搞统战工作。1938年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斗争。在随后的13个年头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二野、中野)后来也被称为“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在1月-9月之间运用刘邓二人共同创造的“麻雀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的观察员卡尔逊这样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对待芥末那样敏锐。”

从1937年-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同时担任根据地党的第一书记,成为了这片根据地的政治首领。在这片根据地里他实施土地改革,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并实施毛泽东的政策。在1939年9月,邓小平和卓琳结婚,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于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对日本军队发动了百团大战,打死打伤日军4.4万人。由于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来电报嘉奖彭德怀。但是这次战役在文革中成为了红卫兵抨击邓小平的口实,指责邓小平是毛泽东游击战术的敌人。

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并支持了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周恩来后来说,邓小平是这次运动中几乎或完全没有犯错误的人。1943年,邓小平被提拔为中共北方局书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1948年淮海战役时,邓小平同�共淮海战役总前委其他领导人合影。

 

1948年淮海战役时,邓小平同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其他领导人合影。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邓小平任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为中原野战军 、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129师,现在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强大的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口袋战术歼灭国民党军队3.5万人,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并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的重庆谈判。这次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也同时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年6月30日同刘伯承一起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1949年4月21日,他和刘伯承、陈毅的部队渡过长江,旋即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军一起夺下了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两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还是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了遍布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大搞土地改革等。

[编辑] 建国前期

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当时有一些人批评合作化运动走得太快,而毛泽东则认为一切太慢了,号召用15年的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的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虽然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们过高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当邓小平在1960年代认识到这个错误后已经太晚了,而这个认识也导致了他的第二次下台。

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国务院(当时称为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也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69年。此时,他还作为经济专家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还被选为政协副主席。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又担任了1年的财政部长。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还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同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还被选为了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并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在1954年发生的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在4月接管了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另外据邓小平后来所说,他曾将高、饶私下密议中央副主席的事向毛泽东汇报,并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当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指出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的批判了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排名第六位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

1956年5月,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邓小平却不大赞成这个运动,他认为这将可能引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几个月后,毛泽东也放弃了这场运动的初衷,而将这场运动变为了将反革命分子引出来并进而改造他们的手段。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共开展了反右运动。 这场运动让全国80万名党员被打成右派,290万人被打成“右倾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邓小平又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并亲自主持和积极推行这场运动。虽然 在23年后他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一定责任,并且为300多万无辜的人平反,但是他仍然认为这场运动的本质并没有错。他在1980年时曾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的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过分扩大化了。”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苏联的建设成就还是感到钦佩。一直到1963年,邓小平还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

1958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邓小平也极力赞成。1959年,邓小平在一次打乒乓球时意外的折断了腿,恢复了很长时间。这也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而只是发表了一篇流于形式的文字来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但是到了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了疑虑,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以后,他和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搞了“农业六十条”,提出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但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之后在1961年9月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了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2年曾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

总的来说,从1956年到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在推进执政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为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编辑] 第二次下台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邓小平虽然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但是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只排在第六位(刘少奇更跌至第八位)。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

从1967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了。3月底召开的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9月邓小平一家搬离了中南海。1968年9月,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被批斗时,从四层楼跌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由于担心苏联攻击中国,10月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军事学校里。1970年夏天开始,邓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县拖拉机厂劳动。

1971年政治局势改变,毛泽东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乘飞机出走时失事死于外蒙古温都尔汗。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1972年2月,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的外交场合重新发挥出了他的活力。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5月份以后,由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代理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进行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

随后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这很快遭到了激进的左派的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

[编辑] 第三次下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最有可能继任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总理。

2月初,江青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随后华国锋也批评邓小平不坚持阶级斗争。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四人帮为批邓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却未在群众中取得多大效果,4月份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之后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党中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如下决议,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作了讨论。可以肯定,邓小平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大会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允许他保留党籍,视其以后的表现。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躲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逮捕了四人帮。10月10日邓小平即向华国锋表示拥护,并在信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

四人帮被捕后,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并不意味着不批邓小平。”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已经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的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在当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编辑] 进入邓小平时代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NASA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NASA

在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继续领导中国发展,邓则是党内四个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华国锋虽解决了四人帮和停止了文革,但文革时期的许多問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 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成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亲人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 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 被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人抵制,并成为邓小平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7年,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令中国所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在1978年初, 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 子饱受歧视的现象。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 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们国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的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邓的亲信胡耀邦进行审定后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显是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好了舆论基础。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一部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接管了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为1958年以来错划右派的人进行平反。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的改革者身份的到广泛传播。此次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将原来97%以上的原“右派”进行了平反。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华辞去其全部领导职务是在数年后)。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又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9年,著名的西单民主墙被清理,随后逮捕了人权主义者魏京生,邓小平认为魏京生等人代表的只是反民主的思想。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小平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杨得志继任。之后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还决定改革军队,裁军100万。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也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华国锋的党主席职务又被于1980年2月已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取代。

[编辑] 改革开放

1981年2月,虽然在长沙等地有人用大字报批评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但是,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他主持和指导下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年8月,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 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 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编辑] 南方考察(南巡)

邓小平主导了六四事件的鎮壓学生运动。此后中国的形势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党内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内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

在此紧要关头,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辭去所有正式職務的邓小平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他昔日的威望,在考察各地发表一系列的讲话,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发表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的南巡与讲话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不少人认为,南方讲话是邓小平对六四错误的一种补救;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南方讲话是邓小平“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一贯政策的发展和延续。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鄧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並絕少在公開場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理想理念與政治方针以“鄧小平理論”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讲话。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

1997年2月19日晚上九點零八分,邓小平患晚期帕金森氏症並發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環功能衰竭在北京301醫院逝世。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但他的影响继续存在着。

[编辑] 个人生活

[编辑] 家庭

邓小平一生共结过3次婚。但只有最后一次与卓琳的婚姻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 大女儿邓林1941年出生,是一位艺术家
  • 大儿子邓朴方1943年出生,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一直致力于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在80年代后期是腐败的”官倒”康华公司的负责人。
  • 二女儿邓楠1947年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
  • 三女儿邓榕(小名毛毛)1950年出生,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
  • 二儿子邓质方1952年出生

[编辑] 嗜好

邓小平是桥牌好手,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也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此外,他的烟瘾很大。

[编辑] 主要贡献

主条目: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学(包括自考)的必修必考科目。

[编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3–252页),这种新的解释降低、乃至消解了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更注重政策的实际效用。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共同贫穷。邓小平不会像华国锋那样,只因某一政策与毛泽东的指示相违背就不执行,也不像党内保守派(如陈云等人)那样,只因某一政策多为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而不执行。

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理论基础,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很多的改革措施是地方政府首先实施,当成果显著时则会被广泛采用。很多的改革政策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

邓小平的改革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 改革很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多是由他本人制定,由上而下贯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此外,邓小平首先推行的是渐进的经济改革,而戈 尔巴乔夫却过早的推行政治改革(而且是激进的政治改革)。邓小平的政策保障了共产党的地位,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却最终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瓦解。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主导和调控,这主要是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机制。但是宏观的调控并不影响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化。邓的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了毛泽东视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

轻工业对于资本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发展初期的重点发展项目。轻工业只需少量资金,而且资金周转期短,却能产生巨大的外贸出口利润。通过轻工业产生的利润随后可以进一步对高科技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但是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这一类的投资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來源請求]。改革以后轻工业迅速发展,90年代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则超过了轻工业。投资重工业的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的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的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多少少脱离了政府的介入。

邓小平还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他的这一政策与毛泽东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相违背。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 伐,中国的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 吸收国外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编辑] 一国两制

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作风也与毛泽东不同,他对革命谈的较少,而是更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一个例外是针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也是更务实的,认为外交就是国家增进实力与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中国在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也逐渐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是根本上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的。

邓小平非常重视国家的统一。“一国两制”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1981年邓小平曾向一个美国代表团表示,统一后台湾可以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政府和军队,台湾领导人甚至可以担任全国性的领导职务,条件只有一个:承认北京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

至今,“一国两制”已经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但台湾却始终拒绝这一方案。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国与葡萄牙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编辑] 影响与评价

中共官方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他把中国大陆推入现代化之路,并使其发展之势成为定局。他的最大贡献就是主张改革开放。“邓小平在1979年至1993年的改革是任何时期对人类福利的最大提高”,这句话大概也是对邓小平改革的真实评价,因为他的改革影响了亿万人,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邓小平去世后,中国经济保持平均每年8%的高增长,即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时依然如此,而八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也得到抑止。政治 上中国人也抛弃了以往的条条框框,能够更自由地与国际接触,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以及人事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制度化。中国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邓小平无疑起 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的另一大成就是重开了全国高考。与他的另一大事计划生育齐名,高考是中国20年来,被最公正公平执行的制度。高考让中国大批有能青年有了获得普遍承认的机会,让广大贫困家庭有了另一个改变命运的途径。在海外,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邓的理念是,先推进科学,然后民主。

邓小平还在全国推行了强迫性的英语教育。这在西方很多学者看来,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一次巨大的让步。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曾经尝试过同时推行汉语和统治民族的语言,但先后都告失败;每次都是实质上接受了汉族的同化。
邓小平的改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市场化令中国国有企业面临危机,邓小平对农业的改革到90年代已经不再管用,农民的生活质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不如八十年 代,贫富分化急遽加大,这些都是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邓小平主张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从今天的现实来看,中国还明显处于“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的阶段,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已经得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为此近来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力图在经济效率和公平间找到平衡点。

[编辑] 参考文献

  • (联邦德国),乌利·弗兰茨著,天力,李强译;《邓小平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ISBN

[编辑] 参见

  • 邓小平理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编辑] 外部链接

 

您可以在维基语录中查看或添加與此条目相关的摘錄:

邓小平

  •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 邓小平纪念馆 – 中国官方对邓小平的评价
  • 邓小平—历史我记录
  • 邓小平故里
  • 邓小平传 – 作者:[英]伊文思
  • 邓小平文选
  • 鄧小平生平圖集
  • 鄧小平逝世十周年[1][2][3][4],南方周末2007年2月8日
  • 鄧小平秘傳,日本產經新聞駐北京記者伊藤正 著,2007年2月14日起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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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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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伟,字沧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文革期間,林彪倒台后,由叶剑英接替其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職,成为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之一。

毛泽东去世後,華國鋒即密谋粉碎四人帮,葉剑英與李先念、汪東興等均為參與其事的主要人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华国锋的支持下,叶剑英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中共二号人物。

叶剑英对邓小平在文革后重新出山起主要作用。

叶剑英子叶选平亦为中共高官。

毛泽东曾赠叶剑英一对联: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编辑] 生平

  • 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
  •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
  • 1920年夏,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
  •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
  • 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
  • 1928年冬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
  • 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
  •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 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10月,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
  • 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
  • 1948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 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 1949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后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 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 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 1954年6月,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 1955年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同时被授予元帅军衔,并称“十大元帅”。
  •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 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
  • 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1974年,中共中央副主席。
  • 1975年,任国防部长。
  •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
  • 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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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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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up why in Wiktionary, the free dictionary.

‘Why’ is an interrogative pro-adverb used mostly in questions that are concerned with causality. Somebody asking “Why is the sky blue?” would want to know what circumstances have transpired to create the situation to make the sky appear blue.

‘Why’, like other interrogative words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is created through Wh-movement syntactic transformation.

The word can also be used as a wh-island to embed clauses in questions and statements (e.g. “John wondered why she was late”, “Do you know why I am angry?”, or “That is why we close the gate”).

According to Joseph Greenberg’s linguistic universal No.12, ‘why’ and its equivalents in most other Subject Verb Object languages appear at the beginning of a question. Verb Subject Object languages like Tagalog and Irish always put this wo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as well, while Subject Object Verb languages like Japanese and Persian put the word at the end.

Songs

  • “Why”, a song by Carly Simon
  • “Why”, a song by Frankie Avalon
  • “Why”, a song by Annie Lennox
  • Why“, a song by Buddy Feyne, sung by Nat King Cole
  • “Why”, a song by Swift
  • “Why”, a song by Jadakiss
  • “Why?” a song by Jocelyn Enriquez
  • “Why?”, a song by Bronski Beat
  • “Why?”, a song by Discharge
  • “Why”, a song by DJ Sammy
  • “Why”, a song by Helloween
  • “Why”, a song by Joe Satriani
  • “Why?”, a song by Godsmack
  • “Why” a song by System of a Down
  • “Why”, a song by Cathy Dennis
  • “Why” a song by Tracy Chapman
  • “Why” a song by Shiny Grey
  • “Why” a song by Daleka Obala
  • “Why”, a song sung by Mokey Fraggle in a 1983 episode of Fraggle Rock
  • “Why” a song by Michael Jackson and 3T.

Films

  • Why? (1992)
  • Why? (1913)
  • Why? (1916)
  • Why (1973)
  • Why? (1995)
  • Why? (2004)
  • Why? (2005)

Artists

  • Why? (Yoni Wolf, Matt Meldon, Josiah Wolf, and Doug McDiarmid), anticon, rapper
  • Why?, UK folk band active in the 1990s
  • WHY, a malaysian singer group.

Other uses

  •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Why?) (Its alternative, “Why not?”) See also Meaning of life.
  • Why, Arizona
  • A Ruby Programmer (why the lucky stiff)
  • Why?, a 1953 gam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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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無限?造反有理?

2007-05-12 07:24 Posted.

自由無限?造反有理?


美 國4月17日發生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 (Virginia Tech) 槍擊案至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又再有多宗較小型的槍擊案發生了!原因何在?以趙承熙(Cho Seung-hui)為例,他的同學與英文老師早於2005年已發現他思想上是充滿憤恨和暴力的,十分令人不安,而趙亦因為騷擾女同學和有自殺傾向而一度 要進入精神病院檢驗,可惜,他的病歷卻因為私隱的理由而沒有向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呈報,結果使他可以輕易的買到殺人槍械,並造成不可挽回的禍害!當然,各宗 案件都有其中的個別背景和因素存在。歸根究柢,我們要問:「為何一個民主社會的典範國家竟會因著對所謂「弱勢」或「個人自由」的保護而衍生出如此荒唐的現象呢?」香港又有沒有類似的問題呢? 舉例說,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學生報》,2006年12月起增設的「情色版」出現極不雅的內容,部分涉及亂倫、性虐待等,題目大膽和過火,引起 公眾不滿。雖然中大學生會和教務處都認為「情色版」內容影響校譽,當中的處理手法亦值得商榷。中大學生報編委會卻一再堅持拒絕就事件道歉,並認為情色版的 內容並不低俗,似乎無限制的言論自由,反對一切道德規範和拒絕承擔相關的社會責任正正是他們的價值觀!以上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我最近亦從親友口中得知今天的小學生的問題也不少,甚至是駭人聽聞的!例如有小學二、三年班的學生被揭發在校內有計劃地偷竊,也有 小二男生以互相觸摸對方私人部位來嬉戲,在在都透示著我們的社會實在充斥著相當普遍的歪風!明顯地,上述的歪風斷不會自動消失的;反之,在有心人的搧動 下,歪曲悖謬的道理往往會愈來愈盛行。

作為信徒,我們要把持信、望、愛的原則來面對今天的挑戰,透過禱告尋求天父的憐憫和幫助。同樣重要的是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因為主耶穌降世,也是順應了父 神的心意,道成肉身來為真神和真理作見證!或许,我們應該問一問自己,主耶穌會否希望我們站出來為真理作見證?天父會否同意上述的濁世歪風呢?使徒雅各 [雅4:17]教導我們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使徒保羅的鼓勵也很重要[加 6:9]: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是的,今天的社會正正是雖要你和我們一起來為主作見證,為 神作鹽作光,也要為真理打美好的打仗,求父神和主耶穌幫助我們,並憐憫我們的社會!

肢體們,你若有感動和同意小弟之分析,請你也為香港的未來站出來,例如向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發出支持他們校方決定的電郵,亦可把副本抄送廣管局;但願香港和我們的下一代不會被類似昔日中國文革式的歪風所害倒!求主保守祂兒女的心,並向我們加恩加力,阿們。

作者為獨立時事觀察員和自由傳道人

黎民
a8290086@graduat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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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總編:無錯不道歉

中大學生報總編:無錯不道歉 部分師生力撐情色報

關啓文:單向擁抱性解放運動 假多元假自主


昨 日中文大學紀律委員會與《中大學生報》編委首次開會,中大批評學生報「情色版」內容不雅,超出社會道德底線,要求立即禁止再刊載不雅及粗鄙內容。但學生報 編委表現拒聽意見,堅稱無錯不道歉,認爲指控空泛而無根據,又指教務會並無給予合理的抗辯時間,損害知情權,未有保障同學應有權益,嚴重侵犯學生民主自治 及言論自由。編委:内容無問題 不道歉

據報道,中大學生報編委聲明稱「情色版嘗試加入多元的性想像,乃在抗拒現今香港社會論述性的單元。情色版之成立,旨在打破一元性論述。」

學生報編委昨日下午在中大舉行論壇,總編輯曾昭偉稱「情色版為學生提供平台,品味高低與討論無關,與内容無關,不會道歉」。對於被指責色情版内容低俗,忽 略社會責任,編委成員陳玉峰辯稱:「情色版内容是對社會負責的行爲,開放討論後,為小衆提供討論的平台,並無任何錯誤。」

影視處至今收到26宗對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投訴,決定送交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評級。而約三小時前,獨立媒體網站刊登由大批學生包括教師聯署的「衝破禁忌 重建道德 要求影視處判決中大學生報無罪聯署聲明」,認爲學生報「只是嘗試將不同性議題引入社會討論」。

關啓文:受性解放的意識形態影響

就學生報編委以及支持者的「衝破禁忌 重建道德」堅持沒有錯的論點,本報訪問了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關啓文博士,他指出因爲「受性解放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要打破社會對性的禁忌,認爲這樣才是正義,才是道德,有替天行道的意味。

關博士舉例問卷中問及想不想與獸交、有沒有想過偷窺父母,挑戰亂倫的禁忌,問題令人厭惡,很明顯是「自由性解放的意識形態」,與台灣女性運動先驅何春蕤所鼓吹的建立一套新的「情慾自由」的性道德相似。

現任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的關啓文博士並批評,編委們使用中大學生報的地盤來鼓吹他們的思想。他們所持理據「但並非鼓吹,只是問一下,想象一下」,關啓文 指出,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態,要打破禁忌,自然就是鼓吹,他們很難「自圓其説」。就如有人出一個問卷問「你會如何對待女朋友」,答案選擇包括切鼻子、挖心肝 送酒吃、先姦後殺……這樣的問卷能說是尊重女性嗎?製作問卷的人能說「只是想象一下,只是打破禁忌」嗎?顯然這樣

于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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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

東方日報

中大學生報》加設「情色版」風波持續升級,載有涉及亂倫、人獸交等提問及手繪男女裸體抽象圖畫的兩期報刊,已被淫褻物品審裁處暫評為 二級刊物,即屬不雅物品,令作為本港高尚學府的中文大學,可能因此情色風波惹上官非,淪為被告之一,中大校譽難免受損。不過,《中大學生報》總編輯曾昭偉 昨表示,對裁決感到震驚及擔心,已親赴淫審處要求重新評審,並會暫緩發行新一期的五月號《中大學生報》。

成為本港首份被送檢評級的學生刊物《中大學生報》,在淫審處特別「開快車」下,已將今年二月號及三月號兩期《中大學生報》暫評為二級刊物,即屬不雅物品, 並將於本周二正式公布。中大發言人昨表示,中大學生會並非註冊社團,故學生會及《中大學生報》均屬中大校方管轄。換言之,《中大學生報》被淫審處評二級, 中大亦會因此須負上刑事責任。發言人回應時坦言,校方要待淫審處公布結果後才會回應,但強調校方會繼續臈育及輔導學生。

校方接50份投訴書

除影視及娛樂事務處連日來累積收到五十一宗投訴外,中大發言人表示,中大迄今收到近五十份意見或投訴,絕大部分不滿《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內容不雅,要求校方嚴正處理事件。

身兼中大校友及校董的臈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昨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中大校譽難免受損。他指出,若編委成員願意向校方求助,校方可考慮協助學生聘請法律顧問去打官司,並說:「因官司本身也是一個臈育過程。」

曾昭偉昨聯同部分編委到位於東區裁判法院的淫審處辦事處,將被指有問題的《中大學生報》交予淫審處。他指淫審處一貫做法是審閱整份報刊,但今次僅審閱「情 色版」便作評級,故要求淫審處重新評審整份刊物。曾又指,因應事件,原定繼續出版的五月號《中大學生報》將暫緩出版,編委會需細心討論及收集更多意見,才 決定會否繼續出版,稍後會再開會討論進一步行動。

中大或須負上刑責

中大法律學院臈授何世勳稱,校方在事件中未有向他們徵詢意見,但不清楚校方是否向外尋求法律意見。曾任《中大學生報》副總編輯的城市大學法律學系副院長梁 美芬稱,「情色版」被評為不雅物品的可能性很高,校方過往傳統是不干預學生出版自由,但今次學生「出晒位」,校方與總編輯及作者均須負上刑事責任,但學生 若不服評級提出覆核及上訴,或被罰款,可能需尋求法律援助。

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員協會主席葉興國稱,中大校方大有可能成為被告,待正式公告後可於五日內申請覆核,但他個人認為「都幾難打得甩」,並指淫審處在事件上因應社會道德作評級,不會因刊物是學生報而有特別看待。另一名審裁員張民炳指出,中大校方在事件中責無旁貸。

兩人又同時指出,一般而言,只要被投訴刊物部分內容有問題便可以評級,評審過程中毋須審閱整份刊物,但在今次《中大學生報》事件中,有關審裁員是審閱了整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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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情色版

蔡志森:中大學生報情色版淫褻顯大學生水平低

 

受坊間雜誌影響 低層次談性 促學生和團體繼續批評促反省


就《中大學生報》情色版淫褻内容引起社會炮轟。報業評議會執委、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回應表示,事件反映整個社會在處理「性」這個問題上取不到平衡;同時内容低俗與一般色情雜誌無異,可見大學生深受坊間雜誌的影響,所以只能以這麽低的層次去表達。

每月印刷一萬份的《中大學生報》近期新增設「情色」版,內容部份涉及亂倫、性虐待,被指題目大膽令人震驚。校方表示,會嚴正處理。

關注性文化並傳媒性汎濫的蔡志森表示,社會過去過分保守,性是禁忌,不敢去碰,同時又有色情報刊;現在要突破禁忌去談性的時候,但卻去了另外一個極端,盲目地追求言論自由,甚至觸犯法律和倫理。

他表示,作爲大學學府的《中大學生報》沒有從學術文化等角度去討論「性」,可見大學生的水平低。「談性可從文化、歷史、哲學、倫理等不同角度去思想,不是不可以談人獸交、亂倫、性虐待,但是討論的時候不應作自由發表意見。」

蔡並認爲,作爲中大的學生應該出來表態,認爲該刊物不代表自己的品味和興趣,就要出聲反對,給壓力中大學生會,促學生報提高水準。他重申,不是不能夠談性,而是要從高層次去表達。他建議外界團體應繼續批評,施加壓力,促使中大學生報做深切的反省。

香港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指出,情色版內容明顯已超越探討性的界綫,有違該報的成立宗旨,損害中大的校譽。他批評該報內容令人感到不安、尷尬,反映負責編輯的學生只顧編採自由,罔顧編輯的責任,「以這些性內容來提升收視率,與一份小報有甚麼分別!」

中大校友現從事傳媒工作的陳小姐向本報表示,在校期間常常看學生報,感到學生報受後現代文化影響很深,內容常常以露骨及大膽的手法探討身體、性、情慾等, 亦很喜歡去「解構」現有的社會體制、批判學校制度等。「其實這些大都是後現代文化的產品,但並不一定是廣大同學的聲音。」她認為作為學生報,應多反映同學 的不同的聲音,而不是利用內容來試圖「改變」同學的思想價值觀。「學生報應是『大笪地』而不是『一言堂』。」她亦表示現在學生不大喜歡參與公共討論,不熱 衷發表意見,以至令學生報被後現代思想「佔領」,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相關新聞:《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內容淫褻 總編拒道歉 中大:嚴正處理(200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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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Seven Wonders of the Ancient World: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Date Created: about 600BC
Created by: King Nebuchadnezzar II
Location: Babylon, south of modern Baghdad, in Iraq

In a city full of wonders — gold temples and statues, a grand palace, massive gates decorated with colorful tiles and sculptures — the Hanging Gardens stood out as an engineering marvel. Strabo, the first-century Greek geographer and historian, described the gardens in one of his writings.

“The Hanging Garden has plants cultivated above ground level, and the roots of the trees are embedded in an upper terrace rather than in the earth. The whole mass is supported on stone columns… Streams of water emerging from elevated sources flow down sloping channels… These waters irrigate the whole garden saturating the roots of plants and keeping the whole area moist. Hence the grass is permanently green and the leaves of trees grow firmly attached to supple branches… This is a work of art of royal luxury and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 is that the labor of cultivation is suspended above the heads’ of the spectators.”

What did it look like?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s of the Hanging Gardens com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BC. Unfortunately, none of the people who wrote about them, including Strabo, actually saw the gardens in person.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re is no reference to them in any of the writings of the Babylonian historians of the time. Nor did the Greek historian Herodotus, who visited Babylon about 450 BC, mention any gardens.

Located near the palace of Nebuchadnezzar II, the Hanging Gardens are believed to have consisted of a series of six terraces with supporting columns and archways. The terraces were filled with trees and plants gathered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known world. They created large shady areas in the hot dry climate.

Why was it built?

King Nebuchadnezzar II was not usually considered to be a sensitive ruler. He often made decisions that were not popular with his advisors or his people. However, the story of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shows a different side of the king. Amyitis,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the Medes, was one of Nebuchadnezzar II’s wives. She was not happy living in the flat semi-desert area of Babylon and was homesick for the green mountains and trees of her homeland. King Nebuchadnezzar II decided to create a man-made mountain in order to please her.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Nebuchadnezzar was not as interested in making his wife happy as he was in making sure that he did not upset the king of the Medes. The Medes, and their neighbors the Persians, were both strong kingdoms that were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of King Nebuchadnezzar’s Babylon.

How was it built?

The lowest terrace of the garden was reported to be 400 feet square and 75-80 feet above the ground. The highest terrace was 130 feet above ground level. Each terrace was lined with lead to keep the water from seeping through, and then covered with dirt.

Ingenious devices were used to raise water from the Euphrates River to the top of the gardens. Buckets were fastened to a chain which circled around a set of wooden wheels, turned by means of a treadmill operated by slaves. As each bucket reached the highest terrace, it emptied out the water. The water then ran down the terraces in a series of channels that kept the bushes and trees green all year long.

The Babylonians

The reign of King Nebuchadnezzar II (605-562BC) is known as “The New Babylonian” period, and marked the height of the Babylonian Empire. Nebuchadnezzar II’s father, Nabopolassar, had managed to overthrow the rule of the Assyrians, who had been in control of Babylon for almost 300 years. Nebuchadnezzar II took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strength and power of Babylon. Under his rule the Babylonians were able to repel several attacks from the Egyptians and Assyrians. He was also able to lay siege to Jerusalem and bring all the Jews back to Babylon to serve as slaves.

King Nebuchadnezzar II began a number of building projects to restore Babylon to its former glory. One of these projects was the king’s palace, a huge structure that contained not only the residence of the king but also the government offices. He also constructed a large defensive wall around the city that was reportedly wide enough for two chariots to race side by side on its top.

In 539 BC Babylon fell to Cyrus, king of the Persians, and later became a province under a Persian governor.

Today’s View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ystery associated with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Although the most likely creator of the gardens is King Nebuchadnezzar II,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theories regarding their origin. One legend holds that a queen of ancient Assyria named Semiramis (810783 BC) made them. Another theory states that a Babylonian king named Marduk-apal-iddin constructed the gardens. In fact, there were stone tablets found that mention this king and his special interest in herbs and plants which he cultivated in his “Great Garden.”

Just as the origin of the gardens is in question, so too the actual structure and location is suspect. Between 1899 and 1917 the ruins of the city of Babylon were excavated by Robert Koldewey, a German archaeologist. Over the years he was able to uncover many of the amazing structures from Ancient Babylon. However, it :is not certain that he ever found the Hanging Gardens. A series of arched terraces were discovered near the Ishtar Gate. These terraces were supported with stone columns in a manner not typical of Babylonian buildings, most of which were made of mud bricks because stone was scarce here. Koldewey also discovered the shaft of a triple well 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one from which water was lifted to the terraces of the gardens. Koldewey felt confident that he had found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but the location of the find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s by the Greeks.

Historians do not know when the Hanging Gardens disappear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y still existed in about 350 BC, and probably for some time after.

Fascinating Facts

  • Clay tablets from the time of Nebuchadnezzar do not have a single reference to the Hanging Gardens.
  • Babylon is the location of the Tower of Babel (mentioned in the Bible), a ziggurat or sacred tower reaching 288 feet toward the heavens.
  • At its height, Babylon was known as the richest city in the world.
  • Ancient Babylonians were one of 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s to make and us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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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inute Manager

thinkarete Notes on™ The One Minute Manager®

Ken Blanchard’s and Spencer Johnson’s The One-Minute Manager® series has sold something close to 10 million copies. As the authors state, whether you’re a manager at home or the office, the same principles apply. We agree.

If you haven’t read it yet (or recently) we offer this quick review.

Hope you enjoy. Apply the principles like a thinkarete manager!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One-Minute Manager®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One-Minute Manager® are extremely simple–deliberately so. Follow the three tenets: Set goals, praise, and reprimand.


One Minute Goals

  • Keep them simple
  • Make sure you both agree on them
  • Have your staff summarize the agreed-upon goal in no more than one page
  • Focus on the 20% of activities that will lead to 80% of the gains
  • Don’t make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too many goals overwhelming—no more than 3-6 at a time

One Minute Praisings

  • Pay close attention to staff up front
  • Monitor activity—look for things done right that you can praise
  • Praise in person, specifically pointing out what was done well
  • Be consistent—even if you’re having a tough day/week, praise the positive

One Minute Reprimands

  • Don’t let mistakes pile up!
  • Immediately correct mistakes—don’t make the mistake most manager make and wait until review time to bombard someone with their mistakes
  • Be consistent
  • Be specific—agree on the facts
  • Be clear about how you feel about the poor behavior
  • Do not attack the person—address the behavior, not the individual
  • After communicat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behavior, praise the individual
  • Establish the fact that you are only sharing your disappointment because you respect them and expect so much from them

Why One Minute Praisings Work
Whale Training

Do you think that Sea World went into the ocean, held a rope out of the boat and magically found whales that would jump over it?

Of course not!

They capture a whale, bring it to the pool, then put a rope on the bottom of the pool. The whale swims by it, it gets fed. Then they raise the rope. Whale swims under it, it’s not fed; over it and it gets fed. Then they continue raising the rope until it’s soon out of the water, and guess what? The whale is jumping out of the water and splashing the first 10 rows of gleefully wet families.

Same thing holds true for humans. We need continuous positive reinforcement (aka praisings) in order to change our behavior.


Babies Learning to Talk and Walk

The first time we ever asked for water, did we say “Could you please pour me a glass of water, I’m rather thirsty?”

No. First we said, “Wahha.” And we were praised and praised for that. Mom and dad jumped up and down–called grandma and grandpa and all that good stuff.

Then, because our parents didn’t want us ordering “wahha” when we were adults, what was “praised” was altered until it became closer to the desired result.

Do we get up smoothly the first time we tried to walk, then cruise around, maybe even throwing in a little moon walk? Not most of us! Same rules apply: Cheering and cheering on that first crawl then the first tentative step…until, soon enough, we could do the amazing: walk!

Imagine if we scolded a baby as they fell the first couple of times. What would happen? NO ONE WOULD EVER LEARN TO WALK!!

So, why in the world would we not praise the “baby steps” our team members take (and ourselves!) as we learn something new?

Same rules apply to whales, babies and adults. Start applying them to your management relationships!


On Problem Solving

  • Identify the current results in objective terms—no emotions or feelings
  • Identify the ideal or desired results in equally objective terms
  • Identify solutions/new behaviors that can be adopted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 Implement the required behavior


Other thinkarete Thoughts

Attributes of a One-Minute Manager®: he or she asks brief, important questions; she speaks the simple truth; she laughs; she works; and she enjoys.

Above everything else, the One-Minute Manager® keeps it simple. You ever notice how simple Blanchard’s books are? So is his philosophy. And, yours should be so simple.

Remember: It’s not what you think, or how you talk, it’s what you do that matters. So, don’t talk a big game—study, practice and learn on your path to mastering the fundamentals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thinkarete Tip(s): Read the book. Give it to those you manage. Ask them to read it. After reading it, ask them if they would like to be managed by a The One-Minute Manager®.

When/if they say “yes,” tell them you’re not perfect but you’ll give it your best shot and, together you and your team will be become more efficient,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energized and happy than ever before!


thinkarete Quotes

“The essence of knowledge is, having it, to use it.”
~ Confucius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form of sophistication.”
~ Leonardo da Vinci


Conclusion

We hope you enjoyed this quick look at a classic management book.

Our recommendation: If you don’t already own it, go out and buy it. If you own it, read it again and ask yourself whether or not you’re consistently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And, you may even want to consider becoming what Tim Sanders, the Chief Solutions Officer at Yahoo!, calls a “Lovecat”–go out and buy a copy for your partners and staff so the whole team can enhance their performance.

thinkarete.

-Brian

Keep them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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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and Wrong

Right and Wrong

by David Holloway


A number of young people today are incapable of calling anything evil. I read last month of a university teacher, a woman, talking to students about a village where a horrific ritual involving human sacrifice had taken place. She was shocked, however, at their reaction. She found, it was said, that “she was teaching a room full of moral relativists who thought that the ritual might be all right ‘if it’s a part of a person’s culture … and if it has worked for them’. No one in the whole group of twenty ostensibly intelligent individuals would go out on a limb and take a stand against human sacrifice.” But this moral relativism is now in the church. An Episcopalian clergyman had supported the recent consecration, as a bishop in America, of Gene Robinson – a man who has left his wife and daughters to live with his homosexual lover. When the clergyman was asked how he could go along with such behaviour, he apparently said that the movement of the spirit in the community takes precedence over scriptural revelation.

Moral relativism is also in the highest reaches of politics. At a conference last year the UN General Secretary, Kofi Annan, was reported as saying: “Unquestionably, very evil things happen in the world … [But] if we are intent on naming evil, then let us call it intolerance.” That says it all. Of course, in civil society there are a range of things you have to tolerate. But evil is not to be one of them.

Morality and Islam

With regard to sexual morality even the Roman writer Cicero, writing before Christ, seems not to have relativized such behaviour: “nature and reason command that nothing uncomely, nothing effeminate [homosexual immorality], nothing lascivious [heterosexual immorality] be done or thought.” But today we live in disordered times. On the 26 July 2006 the BBC Newsnight programme had a discussion on George Michael who was caught “cruising” (trying to pick up a man for homosexual sex) on Hampstead Heath in London. So a discussion was staged. But it was not balanced between someone who thought homosexual sex was wrong, on the one hand, and a member of the gay community, on the other. No! It was just between Peter Tatchell, the gay activist, and another man who ran a gay web-site. The discussion presupposed the acceptability of homosexual sex. The point at issue was simply, to quote the BBC, “is casual sex a natural part of gay culture?” The prophet Isaiah wrote about such disorder when he said: “Woe to those who call evil good and good evil, who put darkness for light and light for darkness, who put bitter for sweet and sweet for bitter” (Is 5.20).

There needs to be change – certainly if we want to live with a level of security in the West. The BBC Panorama programme on the last Sunday of July, “Faith, Hate and Charity”, made it clear that radical Muslims are wanting, and expecting, to take over the West. Undoubtedly in Britain these are a minority of Muslims. The majority are peace loving. But, according to a Populus poll, 13 per cent of Britain’s 1.6 million Muslims (208,000) believe that the London Bombers of 7 July 2005 should be regarded as martyrs, with seven per cent (112,000) thinking that suicide attempts on British targets can be justified, while 2 per cent (32,000) would be proud if a family member joined Al Qaeda, with a further 16 per cent (256,000) being indifferent. That is a lot of Muslims. Nor is this fanaticism all due to poverty, as is too easily said. It is often because some are committed Muslims who are not economically alienated but morally alienated. Melanie Phillips writes of modern society “bombarding [young Muslim men] with drugs, alcohol, pornography and sexually available young women, and a governing class which constantly rubbishes Britain’s bedrock values.”

Such immorality leads to distorted per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for many Muslims. Robby Butler tells of a Kuwaiti Muslim who was asked what he knew about Christians and Christianity. The man replied that a Christian is someone who promotes immorality, pornography and television programmes like Dallas or Sex in the City. Butler then comments, “for a Muslim to say that he has become a Christian is to communicate that he has launched into a secret life of immorality”.

Clearly more needs to be done other than helping Muslims economically. There at least needs to be a recovery of intolerance – an intolerance of wickedness and evil, both in terms of Western sexual licence as well as of Muslim violence. Otherwise many young Muslims will continue to be seduced by Islamic radicals who want to wage a world-wide holy war against “western” societies they see as morally corrupt (as well as opposing Mohammed).

QCA and the Moral Law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at the end of July we learnt that the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the QCA) wants to relativize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n our schools. It appears that the QCA is wanting to change the aims of education in key stage 3 – (the first three years at secondary school, 11-14s). And in keeping with this general retreat from objective morality, the QCA no longer wants to help children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t simply wants them to have “secure values and beliefs” which, of course, may be right or wrong.

The good news, however, was that The Times newspaper expressed outrage – something unusual for these days. Under the headline “Right and Wrong – to teach the distinction is right: to drop it is wrong”, there was the following editorial on 31 July 2006:

“The proposal that schools should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teach teenager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s as astonishing as it is absurd … Rarely have officials drawn up proposals so inept, so out of step with current thinking and so likely to stir up public anger … If there is to be any coherent framework in which young people develop as future citizens, that means abandoning the cultural and moral relativism that has reigned so long in the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 and insisting on a more straightforward teaching of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what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There was further good news on the first day of August, when Sir Mark Potter, the President of the Family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refused to legalize in Britain the Canadian “wedding” of two lesbians. In doing so he reinforced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marriage. He spoke of “marriage as an age-old institution, valued and valuable, respectable and respected, as a means not only of encouraging monogamy but also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ir development and nurture in a family unit, in which both maternal and paternal influences are available … This form of relationship [marriage] is the one which best encourages stability in a well-regulated society”.

But can we be so sure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right and wrong”? The answer is, Yes! All civilizations that survive have some idea of right and wrong or a moral law. Paul wrote to the Romans about the Gentiles “who do not have the law [written]“, but he said that when they…

” … do by nature things required by the law, they are a law for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the law, since they show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are written on their hearts, their consciences also bearing witness, and their thoughts now accusing, now even defending them” (Rom 2.14-15).

For the Christian believer that moral law is found throughout the Bible but summarized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importantly expounded in Jesus’ Sermon on the Mount. Where the interpretation is unclear, the (16th century) Thirty-nine Artic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re still helpful. Article XX says the Church may not “so expound one place of Scripture that it be repugnant to another.”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in particular Article VII is helpful:

“The Law given from God by Moses, as touching Ceremonies and Rites, do not bind Christian men, nor the Civil precepts thereof ought of necessity to be received in any commonwealth; yet notwithstanding, no Christian man whatsoever is free from the obedience of the Commandments which are called Moral.”

Conclusion

The threefold division into ceremonial, civil and moral laws is reasonable. Christ has clearly fulfilled the ceremonial laws through his sacrifice for us on the Cross; a number of local laws or “civil precepts” were obviously for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ime – although the principles behind individual laws can still be relevant; and the moral law is sufficiently self-evident. As the Dean of Sydney, Phillip Jensen says: “the bible does not always distinguish these usages for us. [B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aw should be obvious to anybody who has sight. They are evident by their very content to anybody who wishes to be obedient to God.” There is right and there is wrong.

http://www.church.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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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rrection

The Resurrection – Spiritual or Physical?

by David Holloway


INTRODUCTION

On 29 April 1984 the Bishop-designate of Durham, David Jenkins appeared on Channel 4’s Credo religious TV programme. The journalist Philip Whitehead was interviewing David Jenkins, the Bishop-to-be, and asked him about “the most important miracle in the whole story of Jesus, the story of the Resurrection.”

His question was simple: “Do you hold the view that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and ascended into heaven?” The reply was as follows:

“Well, I hold the view that he rose from the dead. The question is what that means, isn’t it? I think I sh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doesn’t seem to me, reading the records as they remain in both the Gospels and what Paul says in 1 Corinthians, that there was any one event which you could identify with the Resurrection. What seems to me to have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a series of experiences which gradually convinced a growing number of the people who became apostles that Jesus had certainly been dead, certainly buried and he wasn’t finished. And what is more he wasn’t just not finished but he was “raised up”, that is to say, the very life and power and purpose and personality which was in him was actually continuing and was continuing both in the sphere of God and in the sphere of history so that he was a risen and living presence and possibility.”

A little later, the Bishop-designate of Durham was being interviewed on the BBC. This time the interviewer was David Brown. He referred to the empty tomb and said that the new bishop seemed to be saying that it is not essential for a Christian to believe in the empty tomb of Jesus. To which David Jenkins replied:

“Well, that is absolutely right, because even if you did, no single historical fact can be certain. And secondly, no single historical fact can prove anything. I mean, historical facts are a matter of probability and doubt and uncertainty. Faith is to do with assurance that the people who bear witness to these facts have a conviction which we can share.”

And when the interviewer mentioned the virginal conception of Jesus and his empty tomb and asked: “isn’t their inclus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 evidence of certainty”, the Bishop-designate replied:

“Certainly no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certainty in the New Testament about anything of importance.”

Following these claims, a number of clergy in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especially, but also throughout England, attempted to stop the appointment of David Jenkins as Bishop of Durham. This was without success.

However, subsequent action that was taken in the General Synod was successful. It reversed the theologically liberal conclusion of the House of Bishops that the empty tomb only “expressed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House of Clergy and the House of Laity both voted that the empty tomb “was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But the former Bishop of Durham, David Jenkins continued to sow doubts when in office. His conclusion was this:

“I personally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grave was empty or not. The evidence of the texts, the nature of the tradition and the general facts about the wa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rapidly believe appropriate stories to support the religious beliefs leave me wholly uncertain about the Empty Tomb as literal historical fact.”

To counter David Jenkins false teaching I was asked to write a book (The Church of England – where is it going?) and one or two shorter pieces. I have included one of these below under title The Empty Tomb.

Tom Wright

Then following what I have written, I have included a piece by the present Bishop of Durham, Tom Wright, under the title What happened at the Resurrection?

This is a scholarly piece that I consider helpful and that I am grateful Tom Wright has written. He teaches the very opposite to his predecessor and robustly defends the empty tomb and the “bodily” resurrection of Jesus. When Tom Wright was Bishop-designate in 2003, he wrote this article for the Church Times. The editor of the Church Times kindly has given his permission for it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loured Supplement (the Church Times can be accessed on the web at www.churchtimes.co.uk).

A number of people are currently in disagreement with Tom Wright over his criticism of the new “Covenant for the Church of England” signed by many evangelical church leaders, including John Stott. This “covenant” is seeking reform in the light of the heretical teachings of some of the bishops. I, too, as a signatory to the covenant, disagree with what Tom Wright has written. But I always remember J.C.Ryle’s comment when Ryle was writing about Paul’s strong disagreement with Peter at Antioch. That was when Peter seemed not to have grasped the true meaning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You read in Galatians 2 how Peter had so got things wrong that he refused to eat with the Gentiles. Ryle writes:

“who does not see, when he read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repeated proofs that the best of men can err? … The Reformers were honoured instruments in the hand of God for reviving the cause of truth on earth. Yet hardly one of them can be named who did not make some great mistake.”

Peter, obviously, later changed his mind; and obviously I hope Tom Wright will change his mind about the covenant. What he says, however, abou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should be judged on its own merits.

“THE EMPTY TOMB” by David Holloway

The Resurrection – the New Testament doctrine of the Resurrection, not a post-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it –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Romans 10:9). But was this not just a “spiritual” resurrection of Jesus rather than a “physical” resurrection?

Of course,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was not a crude resuscitation of a corpse; it was a glorious transformation. In that sense his old “flesh and blood” (to use Paul’s phrase) did not inherit the new ord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1 Corinthians 15:50). But what Paul implies and the New Testament elsewhere makes quite clear is that on the first Easter morning Jesus’ tomb was found empty; and it was found empty because Jesus had risen. To suggest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 bones of Jesus are still in the soil of Palestine is clearly contrary to the plain meaning of the texts and is, therefore, dangerous heresy and needs to be opposed.

People who still want to use the language of “resurrection” while denying the empty tomb have to say that the empty tomb is a myth. That is to say, they present it as a story concocted to illustrate the meaning of “resurrection”. But that is not what the Bible teaches. According to the text of the Bible, the empty tomb is clearly not just an illust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Resurrection; it is the evidence for the Resurrection.

If you believe the empty tomb is merely a visual aid, it will be of no essential significance. Belief in it, even though well grounded, will be held to be secondary or optional. That is the view of the former Bishop of Durham, David Jenkins. He argued that the empty tomb is a symbol of “the assertion, made by God and received by faith, that in this world, through this world and beyond this world we may be sure that in the end, love succeeds, love brings it off, love has the last word. Jesus, the flesh and blood expression of down-to-earth love is at the very ‘right hand of God’.”

But that is to destroy meanings. The words sound so good (if you can understand them), yet they reduce the Resurrection to a platitude about love. Yes, “love” is vital. God, indeed, is love. Bu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is saying more than just that – true though it is.

It was the philosopher Wittgenstein who said that you could trace the breakdown in religious belief to a “credit rating decline” in the concepts that we use. Such reductionism has been and is destroying the credit rating of the Resurrection.

This “new theology” is not the 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down the centuries. It is not the faith that countless men and women have lived and died for. They knew that had the tomb not been empty everything that they affirmed would have been falsified. If Jesus’ remains had still been in the tomb, only the extremes of Gnosticism could have believed that death had lost its sting and the grave had lost its victory.

The New Testament

How, though, can we be sure that the tomb was empty? Is the evidence of the texts not rather weak? The main textual evidence for the empty tomb is there in the Gospel narratives – the Gospels of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But the argument is sometimes put forward that the Resurrection accounts are all so different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reliable. What do we say to this?

It is true that the Resurrection narratives are different in the four Gospels. But the basic difference lies in the accounts of the appearances of Jesus to the disciples, not in the accounts of how women (and others) found the tomb of Jesus empty. It is not at all strange, in any case, that the Gospel writers have different accounts of the appearances of Jesus to his disciples. Different apostles most probably reported different appearance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quite remarkable how similar the accounts of the empty tomb are in all four Gospels. There is an amazing unanimity.

The three Synoptic Gospels (Matthew, Mark and Luke) all agree on three things:

1) that some women, including Mary Magdalene, went to the tomb of Jesu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nd found the stone rolled away from the tomb’s entrance;
2) that a young man (or some angelic presence) explained what had happened, saying, “He is risen, he is not here”;
3) that the women were frightened and left the tomb.

When we look at John 20:1-2 we find that the fourth Gospel also fits in with this outline. The only difference there is that the angelic interpreter has not been mentioned – but two angels are mentioned in verses 11-13, when Mary is back at the tomb.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Gospel writers were drawing on different sources and different accounts of the Resurrection, but these sources all agree over the empty tomb. Mark’s Gospel is generally reckoned to be written in the 60s of the first century AD. But the information he (and the others) drew on was preached, remembered and probably recorded much earlier. As late as AD 56 when Paul was writing 1 Corinthians, we are told that many of the disciples who had seen Jesus after the Resurrection “are still alive” (1 Corinthians 15:6). It is unthinkable that any eyewitnesses would have allowed an empty tomb tradition to develop so uniformly if it was fiction.

Paul, however, as someone is bound to point out, does not mention the empty tomb. True, but he implies it. In 1 Corinthians 15:3-8 he speaks about the basic core of the Gospel: “that Christ died … that he was buried, that he was raised on the third day … and that he appeared [to various disciples].”

This early “creed” thus focused on the burial as well as the death of Christ. As Professor F.F.Bruce says, “Burial emphasizes the rea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which followed, as a divine act which reversed the act of men.” It points to the empty tomb. We have to say that what was raised was what was buried – i.e. the body of Jesus.

Note, also, that Paul specifies that the Resurrection happened on the “third day”. What could give rise to this specific date except the discovery of the empty tomb? Had there been no empty tomb but only visionary experiences, there would be no possible reason for such an emphasis on the “third day”.

More importantly, this “basic core’” or “creed” of belief made it clear that Christians believed and must still believe both “that he was raised on the third day” and “that he appeared”. The appearances by themselves are not the gospel or good news. Some of the early disciples thought they were just having a psychic experience (Luke 24:37). But together with the empty tomb – a resurrection that reversed the burial – the appearances pointed to the true nature of Jesus’ Resurrection: it was a “bodily” resurrection. Certainly, in 1 Corinthians 15.51, Paul presupposes “bodily change”: “We will not all sleep, but we will all be changed.” He may not explicitly have mentioned the empty tomb – instead he took it for granted, as any Jew would have done in talk of “resurrection”. Unlike the Greeks, the Jews did not see a person as a soul entrapped in a body awaiting release at death. Rather, they saw a person more as “body and soul” together. The great hope then was for a resurrection that included the body.

There are two further questions we must ask over the empty tomb. First, a very simple question: Why did the Jewish authorities never produce the remains of Christ to silence the Christian movement once and for all, if in fact Christ’s body was still in the tomb or had been removed? The only explanation which has maintained its credibility over the centuries is that there was no body for them to produce, because of Jesus’ bodily Resurrection.

Secondly, if the Resurrection does not encompa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hysical body, what do we say in the final analysis about this material universe? What ultimately happens to this universe of space and time? Is it all just some great mistake that God tries to forget? That was the Gnostic heresy – to say “matter is bad or mistaken”.

John Polkinghorne, formerly Professor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at Cambridge, then ordained and then President of Queens’ College, Cambridge, says, “No! It is not a mistake.” And the key is the Empty Tomb. “The Empty Tomb,” he writes, “says to me that matter has a destiny, a transformed and transmuted destiny, no doubt, but a destiny nevertheless. The material creation is not a transient, even mistaken episode”. That was Paul’s view also. He saw Christ’s Resurrection as the “first fruits”. Ultimately, he said, the creative power of God will transform the whole material universe: “The creation itself will be set free from its bondage to decay and obtain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Romans 8:21).

[The above is an extract from my book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New Millennium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0, pp 201-205) - DRJH]

“WHAT HAPPENED AT THE RESURRECTION?” by Tom Wright

In a dark room down an alleyway, four or five men hide in fear. Somehow they have escaped – it was a crowded festival, and the guards couldn’t keep track of so many prisoners – and for the last three days they have been holed up. They know how it ended: their leader was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at the end of the triumphal procession, tortured, and executed. They had heard the shouting, full of blood-lust, celebrating the empire’s destruction of its (supposedly) dangerous opponent.

The year is 70 AD; the empire is, of course, Rome; the dead leader is Simon bar Giora, whom the Romans saw as “king of the Jews”. I’ve invented the escaped prisoners to raise the question: what would they think and do next?

If we were to believe one strand in New Testament scholarship, and quite a bit of popular thought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they might suffer from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y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come to terms with Simon’s death. And (as a friend said to me the other day) the idea of resurrection was, in any case, “in the air”. Mightn’t they have begun to say that h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Or perhaps (corresponding to another regular theory about Easter), as they waited and trembled and whispered psalms, they had a new sense of God’s presence. They felt loved and forgiven. They felt God somehow with them – or Simon himself with them. Perhaps one of them had a powerful vision of Simon himself, smiling and talking to him. Strange things like that happened in the first century, as they do today. This might have made them say that h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No. When we examine what first-century Jews believed about death, life beyond, and resurrection, these theories don’t work. Many a Jewish leader was killed by pagans; in no case, except for that of Jesus of Nazareth, did anyone say thereafter either that he was the Messiah or that h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Escape with your life if you can; find another Messiah if you dare; pray and fast and wait for God’s fresh comfort and hope – but don’t say he’s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 He obviously hasn’t been.

“Resurrection” had a clear meaning in the first century: a new bodily life after a period of bodily death. It never referred to “life after death”, as it often does in today’s misguided Christian usage. Still less was it a word for “His cause continues,” or “He’s gone to heaven.” The word had this meaning for pagans, who, from Homer to Pliny and beyond, routinely denied that it happened (with Platonists insisting, in addition, that it was undesirable).

Many first-century Jews, nourished on Daniel 12 and martyr-legends, affirmed resurrection; many questioned it, or didn’t bother either way. Judaism could also use “resurrection” language as a metaphor, not for a blissful life after death, but for the this-worldly concrete events of return from exile (Ezekiel 37), interpreted in this case as release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The Jewish belief was, though, modified in six striking ways:

1 Resurrection was one point among several on the Jewish spectrum of belief. It was virtually the only option in Christianity.
2 Resurrection was important in Judaism, but not that important. It was central and vital in early Christianity.
3 Jews saw “the resurrection” as a single event, happening to all at the very end. The Christians declared that it was a two-stage event: Jesus first; others later.
4 Judaism never described the resurrection body in detail. The early Christians insisted that it would be a transformed physicality: neither a mere resuscitation to the same kind of life as before (the new body would not suffer or die), nor an abandonment of the body to corruption and decay, while the “real person” (the soul, perhaps) went off elsewhere. That would mean that death was merely reinterpreted not defeated.
Paul’s language about the “spiritual body” in 1 Corinthians 15 has often been misunderstood. He doesn’t mean “a person made of spirit”, i.e. “a non-physical person”, but “a new body animated by God’s Spirit”, as in Romans 8.9-11.
5 The Jewish metaphorical use of “resurrection” to denote “return from exile” virtually disappears in early Christianity. Instead, we find a different metaphorical use: to refer to baptism and holiness (e.g. Romans 6). “Resurrection” refers to actual persons and events, not simply to states of mind, even when used metaphorically (that is, when actual final resurrection is not in mind). It remains anchored to two central doctrines: God as creator and God as judge. God will put the world to rights, and will rescue creation from corruption, not leave it to rot.
6 No one in Judaism ever supposed the Messiah would be resurrected. This was basic to Christianity from the beginning; the resurrection demonstrated Jesus to be Messiah, and therefore the world’s true Lord.

These developments were mutations from within Jewish belief, not transformations of Jewish ideas into a pagan framework.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extraordinary events of early Christianity, they force the question why?

The answer all the early Christians gave, of course, is that Jesus of Nazareth was indeed raised from the dead. They clearly meant by this that, soon after his shameful, violent death, he was bodily alive again.

“Resurrection” did not mean that he had been “raised to heaven”, as people sometimes say. They had other language for that. Nor did it mean, as some have urged, that, over a long period, they had an increasing conviction of Jesus’ being “alive among them”, guiding them, and so forth, without anything happening to his corpse.

It may be Spring, but we should resist the call of the cuckoo at this point – not because we are clinging to old-fashioned dogma in the teeth of modern scholarship, but because seriou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bout what Jews and Christians said and meant in the first century rules out that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said, and meant, that Jesus had been raised bodily.

The stories they told are, of course, fascinatingly confused and elusive? How many women went to the tomb? Did the appearances happen in Galilee (as Mark seems to imply), in Jerusalem (as Luke says), or both (as Matthew says briefly, John more fully)? Piecing together the stories is like figuring out what precisely happened when Karl Popper met Ludwig Wittgenstein on 26 October 1946.

Some of the greatest minds of the day were present when Wittgenstein brandished a poker and then left the room, but they could never agree afterwards what exactly had occurred (see David Edmonds and John Eidinow, Wittgenstein’s Poker: The story of a ten-minute argument between two great philosophers, Faber, 2001). Confused reports of surprising events don’t mean that nothing happened.

The stories themselves are surprising in several ways. One regular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made up many years later to legitimate or defend an idea of “resurrection” to which the Christians had come, not because of happenings three days after Jesus’ death, but because of a combination of new-found faith, spiritual experience, reflection on the scriptures, and church controversy.

There are several features of the stories themselves, which make this virtually impossible.

1 Unlike the rest of the Gospels, not least the crucifixion narratives, the stories are devoid of biblical reference, allusion and echo. They read, not as reflective pieces mulled over with a Bible in hand, but as breathless, pre-reflective accounts. As dramatic anecdotes, they retain for ever (except for very light edit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they had in their first, and then frequently repeated, tellings.
2 The stories all highlight the initial place of the women. By the mid-second century, Celsus was pouring scorn on them for this reason (women were not regarded as credible witnes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But already by the mid-first century,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gospel”, as in 1 Corinthians 15.4-8, had screened out the women and inserted James the Lord’s brother, a central early-Church leader who isn’t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resurrection stories.
One might imagine one evangelist inventing stories about the women to boost their claims to leadership. We cannot imagine all four doing so, and so differently, unless there really were women who really did find an empty tomb, and whose testimony was discovered to be true.
3 The portrait of the risen Jesus is not at all what we would expect. He is “physical”; he can eat, be touched, and leave behind not only an empty tomb, but, at Emmaus, a loaf broken but not consumed. But the same stories speak of his not being recognised, his coming and going through locked doors, and finally his ascending into heaven.
Had Luke and John been writing (as many have asserted) to combat the idea that Jesus wasn’t really human, they have shot themselves in the feet with both barrels. What the stories do not say is equally remarkable. Had they been invented on the basis of Daniel 12 (the best known Jewish “resurrection” text), they would certainly have had Jesus shining like a star. Their portrait of Jesus is impossible to account for unless it reflects actual memories that surprised the early disciples as they surprise us.
4 Almost everywhere else in early Christianity, mention of Jesus’ resurrect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Christian’s future hope (final resurrection, after a period of being “asleep” or being “with Christ”).
It is astonishing – and deeply challenging to half our Easter hymns and sermons – that none of the Gospel Easter stories so much as hints at that. The emphasis is on the most basic message of Easter: God’s new creation has begun, and Jesus’ followers are its agents, not just its beneficiaries. The stories don’t say: “Jesus is raised, therefore we will go to heaven and/or be raised from the dead”; they say: “Jesus is raised, therefore we have a job to do.”

So if the stories are early (albeit written down later), what can the historian say about them? The normal rationalising proposals, as we saw, fail at the level not of dogma but of history. History demands two things: that the tomb really was empty on Easter morning, and that Jesus’ followers really did meet him alive again. How do we explain that? Historians often speak of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The best histor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 is that the stories are basically true.

The shrill, relentless modernism that opposes this conclusion needs to be confronted head on. It isn’t a “modern” discovery that dead people don’t rise. Aeschylus and Pliny knew that just as well as Richard Dawkins. Modernist intellectual imperialism tries to do to the Christian gospel what modern geopolitical empires try to do to countries they imagine to be a threat. The resurrection grounds the Christian challenge to both.

Death is the last weapon of the tyrant: beware of those who want it to remain unchallenged. Jesus’ resurrection,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the start of God’s new creation, is the foundation, not for an escapist, other-worldly theology, nor one wedded to outmoded dogma, but for one that generates and sustains the lasting work of God’s kingdom within real human history. Resurrection is the ground of Christian hope for life before death, as well as beyond it.

[The above is an article by Tom Wright in the Church Times, Easter 2003.]

http://www.church.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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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AIRLINES SUCCESS STORY

SOUTHWEST AIRLINES SUCCESS STORY

By Andreas Spaeth The story has begun one afternoon in 1966 in a solicitor’s office in San Antonio, Texas. Herb Kelleher had just helped his client Rollin King to wind up his unprofitable mini airline. King then had a new idea for a company: the founding of anSouthwest airline for Texas on the whole. The two men went to the exclusive St. Anthony’s Club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dea further. Rollin Kings picked up a cocktail napkin and drew a triangle on it. He wrote “Dallas”, “Houston” and “San Antonio” on its corners. King explained to the lawyer that with this route network the airline would not come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Texan Civil Aeronautics Board (CBA), and Texas would offer great opportunity with its booming economy. Kelleher briefly closed his eyes and shouts, “Rollin, you are crazy! Let’s do it!” So Southwest Airlines was born. However, before the newly founded airline had been ready for take off over three years passed by because of legal disputes with authorities and other competitors. On 18 June 1971 everything was finally set: With three Boeing 737-200, 90 per cent of which was financed by the Seattle aircraft constructor, the newcomer started his business.

Today Herb Kelleher remembers, “We had to make people talk about us, because we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for advertising. We had to be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s. Southwest Airlines wanted to be known as an incredible fun company from the start”. First of all an amazing advertisement (ad) was placed to attract female flight attendants: A letter to the Hollywood actress Raquel Welch, the ideal of the Southwest Stewardess. 1,200 women from all over America sent in their applications for the 40 posts. Those who were successful were put into uniforms, which were at today’s standards misfits: Extremely short hot pants in bright orange and knee high go-go-girl boots as well as wide belts for emphazising the shapely bodies. The target group of the new company were businessmen, who were most of all promised “love”. The first ads, in which the word “love” appeared up to 18 times, announced, “There is someone up there, who loves you”. The cocktails on board were called “love potions”, staff served “love bites”, i.e. peanuts. The background was the home base of Southwest Airlines – the Airport Dallas Love Field.

Since it is much more closely situated to the Texan metropolis than the 1974 opened Mega-Airport Dallas Fort Worth, this advantage soon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sales argument. While Love Field could be reached in a bit more than quarter of an hour from Downtown Dallas, it takes up to an hour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during rush hour. It was initially planned to close the old Love Field airport, as soon as the new one was opened. But after passing through all the official channels, Southwest was able to achieve that all Texan inland flights and all those into the directly adjoining states were still allowed to take off from here.

From the beginning Southwest flew according to two important principles, which were later significant for its success: tariffs were structured simply and very low – during the day a one-way ticket cost initially $20, later $26. During the evenings and nights the one hour lasting flights within the Texan city triangle cost $10, later $13. Apart from this Southwest achieved records as far as the turn around time was concerned: in 1972 the company gave itself only 10 minutes for turn around. Even today the Texans are far below half of the industry’s usual time with 20 minutes. After initial losses, Southwest Airlines were in the black in their second full year of business in 1973. Half a million passengers were being transported with only three aircraft.

Today, 26 years later, the nic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irlines in the USA. Imitator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tried to copy Southwest’s extraordinary strategy. 1998 was the 26th profitable year. In the last seven years new record profits were achieved, a phenomenon in the economically battered airline industry. According to transported passengers (52.5 million in 1998), the airline is the fifth largest in the USA. She owns the biggest Boeing 737 fleet in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283 aircraf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re will be 307. Southwest only serves 53 airports in 27 US states, while American Airlines has 200 inland destinations on its schedule.

Southwest transports seven per cent of all passengers in the USA, but on all her hauls the airline is penetrating the market intensively. “We usually start serving a new destination with twelve flights per day in the hope to increase the offer to 20 flights within a few years”, says Peter McGlade, Vice President Schedule Planning,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FLUG REVUE. At the moment Los Angeles-Oakland, California is the leading destination with 27 flights daily in each direction. Packed flight plans like these are only possible with extremely short turn around times and only on airports, which are not overcrowd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Southwest only serves secondary or alternative airports that are located near big cities like Chicago-Midway, Baltimore/Washington or Fort Lauderdale (instead of Miami).

A typical Southwest flight covers a distance of 1,200km and lasts 1 hour 20 minutes at the maximum. “We are just focussing on the local traffic and offer non stop flights to places people wish to go.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transit passengers”, explains McGlade. In contrast to all the other big US airlines Southwest does not use a hub, but several regional centres: Most flights depart from Phoenix, followed by Houston-Hobby, Las Vegas and only then Dallas Love Field. A real hub would contradict Southwest’s philosophy: One would have to wait here for connecting flights, which might be late, and time wasting transfers could not be avoided. Despite this about 15 per cent of all passengers put up with a short stop, if they are able to get from coast to coast and back cheaply, maybe from Baltimore to Oakland. This costs $356 with Southwest, others demand $850.

There are, however, no seat reservations with Southwest. Boarding takes place in groups of 30. Early check-in means early boarding and a free choice of seats. Despite of reports Southwest does have an onboard service. Most times it is even better than that of big US carriers: Drinks are offered several times, passengers are given a whole can, not only a cup. Nibbles are the proverbial peanuts, during flights lasting over two and a half hours, little snack parcels are being served containing cheese corners, slices of cold meat and muesli bar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eats is, compared with European imitators like Go and Ryanair (FLUG REVUE 6/99) very generous with 32 to 33 in (81.2 to 83.3cm) and even more extensive than with Lufthansa. The stewardesses, who are mostly good-tempered and always ready for a joke, are invaluable: “Passengers, who would like to smoke, are asked to take place in our lounge on the wings, where the film “Gone with the Wind” is shown”, was heard recently on a flight from Dallas to Houston.

Southwest and most of all its legendary boss Herb Kelleher, does not leave out any joke. For an ad he jumped in an Elvis costume. As well he has been seen as Al Capone, Rhett Butler or an Arabian Sheikh. So it does not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his own employees adore their Bourbon drinking head like a rock star. “They all want to touch him and want autographs, but he is just Herb,” Christine Turneabe wonders at her colleagues. “We are after all a fun loving organisation,” says Peter McGlade, who welcomes his visitors in shorts, sneakers and polo shirt. “However, everything is kept together by the way we run our business”.

The fact that humour is a driving force in Southwest has in the meantime been noticed by many communities and towns. Not less than 171 of them have tri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to attract the airline’s attention – quite often in unconventional ways. “Whatever you can think of – it has already been tried”, laughs Peter McGlade. Norfolk in Virginia for example has been fighting for a long time to win Southwest as new customer at its airport, up to now in vain. The first attempt was a huge billboard at Love Field (“Virginia is for lovers and Southwest Airlines”), then a special remake of a historic admiral’s hat for Herb and finally a framed empty ice cream cone (“something is missing here”). The town Sacramento, California, even cut its request for Southwest service into a wheat field close to the airport – and was granted.

“In some years we do not serve a new airport, in others three new ones”, explains Peter McGlade. “Finances have to be right, in that respect we are one of the most conservative companies of all”. Besides, Southwest has grown in regular courses: “We are aiming at ten to 15 per cent expansion per year, which has guaranteed us good continuity”, said McGlade. Growth is much stronger in Southwest’s new markets, – that explains the striving after the company’s recognition. Even the US Transport Ministry calls that the “Southwest Effect”. When the Texan planes in their desert colors appear prices fall tremendously while demand explodes.

Baltimore/Washington and Chicago/Midway for example: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Southwest flight prices fell by 58 per cent on average, while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for this flight rose by an incredible 1,500 per cent. Peter McGlade describes his company’s aim as follows: “We want to entice people out of their cars. The car has always been our main competitor”. Many companies based in the south of the USA will only open subsidiaries in cities that are served by Southwest. “We are like an engine for a region’s economy. Thanks to our low prices we create better connections with surrounding districts”, explains the Southwest Manager. The ticket prices between Dallas and Houston are typical examples: One-way-flights cost between $39 and $89, no Southwest flight was ever about $299. This is almost a third of the usual price.

The key to success is low production costs – at the moment 7.37 cents per seat mile, while other companies charge between eight and twelve c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airline’s standard fleet of Boeing-737-Je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Southwest was launch customer for the 737-700 with transcontinental range. Like the 737-300 before the carrier has put in 137 seats, too. “The 737-700 is a very good aircraft, maybe the best in the 737 evolution, because it can be so flexibly employed on short and long haul flights,” praises Peter McGlade. There are fixed orders for 129 machines, by the end of 1999 25 will be in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reducing the amount of 737-200s to 30, all with hush kits”, explains McGlade. “They will be decommissioned in the followings years”.

The long range of the 737-700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on the East Coast, which is progressing now. “We have only just scratched the surface there”. In spring 1999 Southwest dared to serve the New York region with Islip in Long Island, 70km from Manhattan. While a non-stop flight across the whole continent from Baltimore to Oakland was only a test one year ago, Southwest is now offering longer distances like Baltimore-Las Vegas (3,400km, 5 hours 15 minutes). “However, our first priority will always remain short haul flights with high frequency”, days Peter McGlade.

Southwest Airlines is in every respect a very unconventional airline, which becomes obvious at the main administration office in Dallas Love Field: it is bursting with souvenirs of all kinds. The company has managed to keep a kind of American family sense among their 27,000 employees. Other companies try to achieve this artificially and often in vain. Southwest ranks at the very top among the desired job opportunities for many Americans because of its brilliant working atmosphere. 150,000 applications are received annually, 3,000 new members of staff are employed at the most, fluctuation is minimal. “Herb always says that this is a crusade rather than a job”, Peter McGlade explains. He has been working at Southwest for 17 years. “We all feel very familiar. This is a place you like. We are not only here to earn money, although we fortunately do that better than others. We are convinced that we can contribute something positive to the community”, the manager summarizes the credo behind the success. “We hope that our work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for the world. We honestly believe in this”.

From page 28 of FLUG REVUE 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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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West Airline

Article Image What Makes Southwest Airlines Fly

How does Southwest Airlines keep making money? After all, the airline industry overall is in a shambles. US Airways and United Air Lines are reorganizing in bankruptcy while American Airlines flirts with the same fate. As a group, the nation’s biggest air carriers have lost billions of dollar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ith no immediate recovery in sight.

 

The secret to its success, said Southwest chairman Herb Kelleher during a talk at Wharton April 22, is available for anyone, including its competitors, to see. It’s an obsession with keeping costs low and treating employees well and a commitment to managing the company during booms with an eye to the busts that will inevitably follow.

 

Do that, Kelleher said, and most of the rest takes care of itself.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you need a sense of historicity and futurity,” he said. “What does that mean? Hell if I know, but it sounds good. Seriously, what I’m saying is, be prepared because the bad times are going to come. In our industry, it happened twice in the last decade. It happened twice in the decade before that, and twice in the decade before that.”

 

Though Kelleher was self-deprecating throughout his talk – he is famous for joking about his affection for whiskey – he did boast about his company’s preparedness for the recent airline industry slump. “After Sept. 11, we didn’t cancel any flights,” he said. “We didn’t furlough any employees.”

 

Southwest could do that because it had the lowest costs and strongest balance sheet in its industry, according to Kelleher. On Monday, the Dallas-based company reported its 48th consecutive profitable quarter, earning $24 million, or 3 cents a share, up 14% from the comparable quarter a year earlier. Its stock closed Tuesday at $15.67 a share.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its shares have gained 67%, compared with a 61% loss for the Dow Jones Airline Index. The company, Kelleher states, has made money every year for the last 30.

 

Close attention to costs produced those results, he noted. “Even in the best of times, we kept our costs low and questioned every expenditure. For years, I used to approve every expenditure over $1,000. Why? To encourage a cost-conscious culture. I couldn’t look at all of them, of course. But I would question them selectively, and that kept people paying attention.”

 

Low costs have given Southwest its market niche – and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 of having the nation’s lowest fares. And that, in turn, has created a phenomenon known in the airline industry as the “Southwest effect.” Airports served by Southwest have lower average fares than those that aren’t because other carriers feel compelled to match Southwest’s fares.

 

Compare, for example, two otherwise similar metro areas, Raleigh-Durham, N.C., and Charlotte, N.C. Southwest operates in Raleigh but not Charlotte, and Raleigh’s fares are typically half that of Charlotte, which is a hub for US Airways. And contrast both of those with Love Field in Dallas, which has the lowest average fares in the country. “What’s significant about Love Field?” Kelleher asked. “It’s served only by Southwest Airlines. If you’re going to be a low-fare airline, you have to charge low fares even where you don’t have competition.”

 

Concern about costs is also the reason that Southwest keeps its debt at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airline industry, with a debt-to-equity ratio of 25% (40% if airplane leases are included). “Interest is ugly,” he said. “The banks still want to get paid in bad times.”

 

If a CEO instills the right kind of culture, employees will work hard, too, at keeping costs low, Kelleher said. Consider the Southwest counter agent in Los Angeles who lent a stapler to a colleague at another carrier. “Our agent followed him over to his counter and said, ‘I want to make sure we get that stapler back because if we don’t it’s going to hurt our profit sharing.’”

 

The tale points to the second reason why Kelleher believes his company has succeeded: its treatment of employees. “It’s sometimes been held out to be a conundrum in business – ‘Who comes first, employees, customers or shareholders?’ We’ve never thought it was a conundrum. If employees are treated well, they’ll treat the customers well. If the customers are treated well, they’ll come back, and the shareholders will be happy.”

 

At Southwest, treating employees well doesn’t mean handing out big paychecks. In fact, the company’s wages are lower than competitors. But the airline makes stock options widely available, so all employees – not just executives – can share in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uccess.

 

Southwest even has a policy that its officers receive pay increases that are no larger, proportionally, than what other employees receive. “And in bad times, we take reductions,” Kelleher said. “Every officer of Southwest Airlines is paid less today than in 2001.”

 

Good treatment also translates to a variety of non-financial measure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is the company’s no-layoff policy. Kelleher says it ends up serving as a form of financial discipline because it prevents managers from hiring too many people when the industry is thriving. Having happy employees saves money, too. It has stemmed labor strife at Southwe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airline is the country’s most unionized. “Once labor leaders realize that you’re trying to take care of your people, most of the edge [in contract negotiations] is gone.”

 

If Southwest’s strategy is easy to explain, it has proved hard to copy. US Airways, for example, tried with its MetroJet subsidiary, but failed.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be a low-fare airline, but they weren’t a low-cost airline.” The venture folded.

 

New York-based JetBlue Airways and Song, a new low fare-subsidiary of Atlanta-based Delta Air Lin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he same approach. Kelleher isn’t concerned. “The one thing JetBlue has that we don’t is on-board TVs, but we have lower costs.”

 

Southwest has never shied away from doing things its own way. Early on, this meant flying only Boeing 737 jets, so that every pilot, crew member and mechanic would be familiar with every plane in the fleet. Lately, it has meant refusing to let its fares be published on travel websites such as Orbitz, Expedia and Travelocity. Southwest doesn’t want someone else to control its distribution of tickets, Kelleher said. Plus, “Orbitz is a consortium owned by our competitors. And they do charge for it; it ain’t free.”

 

Some industry analysts predict that a major air carrier will have to cease operations before the remaining companies can make money again. The thinking is that the industry simply has too much capacity – too many seats and too few travelers.

 

Kelleher disagrees. For him, as always, the key is costs. “Traffic depends on fare levels,” he said. “And you can bribe passengers to fly.” In other words, if fares are low enough, more people will take to the air. Southwest saw that after it initiated service between Baltimore and Chicago. Since then, overall traffic between the two airports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000%.

 

But he points out that for carriers to make money on lower fares, they will have to lower their costs. And that may prove difficult. After all, the airline business is one of the toughest in America. It’s capital intensive because planes are expensive. It’s labor intensive and requires highly skilled workers.

 

And it affords little wiggle room because its inventory – empty seats – expires every day when its planes take off. The industry is also highly regulated – by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now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Administration – and highly taxed. Airline-specific fees account for a third of the price of a Southwest ticket, Kelleher said. “I go to Washington and tell them, ‘You’re taxing us more than cigarettes and whiskey, and that’s a triple whammy for me.’”

 

But even in a tough, cyclical industry such as this one, a well-run company can make money for its shareholders, Kelleher maintained. Money magazine last year identified Southwest as the American company that has given the greatest return to shareholder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According to Kelleher, “If you had invested $100,000 in 1972, it would have grown to $102 million by 2002.”

Publish Date: 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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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InterCity Express

The Observer (London, England), April 8, 2007 p14

Super trains to hit UK’s speed limit: Britain turns to European firms to build new express fleet.(Observer Home Pages)

Full Text: COPYRIGHT 2007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Byline: Juliette Jowit, Transport Editor

THE COMPANIES that build Europe’s fastest trains are to be asked to bid to replace Britain’s ageing stock of high-speed rail services which only run at half the speed of those on the continent.

As the Spanish railway network launches a service that will routinely reach 350kmh (220mph) and French TGV clocks a new speed record, reaching 574.8kmh (357mph) in timed trials, the UK government has invited tenders to build a pounds 1bn high-speed fleet.

The new trains will replace old warhorses such as the InterCity 125, which runs to the West Country, and the 225s which ply the East Coast main line from London to Scotland. However, the slow man of Europe’s ‘express’ trains will travel at a rather more sedate 125mph.

The contrast has reignited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Britain, too, should build high-speed lines on which trains could reach almost 200mph, speeds that could slash journey times from London to Scotland to as little as two hours and bring Cardiff within an hour of the capital.

‘It’s a very sad contrast with our own railway industry,’ said Paul Martin, director-general of the industry lobby group, the Railway Forum. ‘There are records being set in France, high-speed trains being built in Spain and elsewhere, and they’re not even planning to have high-speed here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Supporters of super high-speed rail claim it is vital to build dedicated new lines – as the Spanish railway, Renfe, has done for the new Velaro E to run from Madrid to Barcelona – if overcrowding is to be eased and northern cities are to share in London’s booming economy. High-speed rail is also being promoted as a ‘green’ alternative to flying and a way to ease road congestion.

Critics, however, say there is insufficient demand to justify spending billions of pounds on a super high-speed line.

The Railway Forum reckons it would cost pounds 21bn for the infrastructure to run super-speed trains from London via Birmingham to Manchester and Newcastle and on to Edinburgh and Glasgow.

For such a project to pay, people would have to be encouraged to travel further and more often, undermining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rail travel, according to Roger Kemp,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at Lancaster University and a former executive with train builder Alstom.

‘The end result is you have more people travelling more, and in terms of carbon dioxide that’s worse than where we stand at the moment,’ he said. Instead, Kemp believes that Britain should consider building new conventional high-speed lines, but make them wider to increase passenger capacity and comfort.

Opinion is also divided about how much difference the new Intercity Express trains will make when they replace Britain’s present fleet of Intercity 125s and 225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in servic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Bidders have been told the trains must be able to run on electricity or diesel power or both, and be able to reach 140 or 155mph in case lines are upgraded in the future.

Some experts fear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trains will suffer if the government insists on tough targets to reduce their weight and the power they use.

Another concern is that, without wider or faster trains, a temptingly easy option will be to increase capacity by putting the seats five across, leaving passengers ‘with your knees up around your neck’, as one industry executive p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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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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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W will be using a hired-in Midland Mainline HST set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to cover fleet shortages. On 3 April 2007, the set was formed between 43028 (with white FGW branding) and 43155. It is seen passing Dawlish forming the 06.43 Penzance-Paddington.

http://cjm.fotopic.net/p39977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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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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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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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Tzu’s Art of War was written 2500 year ago by Sun Wu, a militarist and strategist. It summarizes practical war experience at and before the e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in the form of military theory treatise, lay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good tradition for Chinese classical military sciences. It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ilitary and strategy. This work has only 13 chapters with over 5000 Chinese characters, but it is an immortal masterpiece famous in the world. It is not only a model work covering Chinese thinking of military management, but also a magnificent book dealing with Chines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ver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Sun Tzu’s Art of War has been widely recommended and has produced world-wide impact. The mystery is that it suggests a series of ideas of “clever combat” compatible with objective law. The so-called “clever combat” refers to wining the greatest victory in the best way. In the modern economic society, it implies the victory of defeating competitors and occupying market by means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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